大学校园的时光当然美好难忘，然而却短暂，而且永不复返。几年大学生活转瞬即逝。大学毕业的海子，面临着人生的又一个“拐点”。从后来的事实发展来看，这一次的“拐点”对海子的悲剧性结局带有决定性意义，显然是负面因素居多
前文已述，海子当年考北大入的是法律系，其实以海子的天性来说，他最不该读的专业就是法律。不过，当时处境不同，且年龄尚小，不懂人生选择之类。海子天性是个诗人，天生有浪漫情绪，富于想象，这可以搞文学，也可攻哲学。文学需要浪漫，哲学需要想象。但偏偏法律需要的是严谨、实在。法律条文，每句甚至每个字，都不能有差池改变，既实际又枯燥，对海子这种诗人类型的人来说，攻读起来犹入地狱。那种天性、才情与专业不合的痛苦可想而知。按现今的话说，就是“吃错了药”。然而中国的高校体制是成不变的，一考定终身，海子只能硬着头皮去读那些自己不想读的，冷冰冰的法律条文和理论。在校时他没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学研读上是不言而喻的。
但毕业分配更是一件大事难事。海子想当诗人，做职业作家，或者干点编辑之类。但均非对口专业，按20世纪80年代的分配就业原则，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海子当时的家境，已不能像现今些人的选择一样，可以从容，而且衣食无忧地不要职业，作一个自由职业者或是自由撰稿人。
毕业后，海子被分配去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按现在有些人的择业标准，去中国政法大学这样名声响亮且有背景的大学任教，应该是个不错的去处，甚至是有些可望不可即的好去处。但一心想做诗人的海子可不这样想。况且，分到政法大学后，他所在的教研室是哲学教研室而非法学教研室，他所教的课程是《自然辩证法》。与当年在北大所学专业相去甚远在此情况下，诗人海子与环境的不协调显而易见
而另一种与环境的明显不协调表现在不久之后，海子随校迁往坐落在北京郊外昌平的新校区之后。中国政法大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昌平建起新校区，主要教学部分亦迁至新校区，海子与大多数教职员随往，生活在昌平新校区。当年的昌平，交通不便，生活单调，远离诗友，远离首都文化圈子且毫无都市文化气息。作为一个有浪漫才情的诗人，其寂寞与苦网可想而知
可见海子到昌平中国政法大学任职后，在生存和生活环境方面是双重的不协调。这种环境及状况下，心境及创作肯定不会好，这对他的事业和人生影响匪浅
在如此心境下，海子作为教师的授课情形，恐怕难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概括起来说，应当是个不大称职的大学教师。知情者都说，海子的教学是不拘俗套、天马行空式的随意发挥，甚至充满了诗歌的想象。据说，他曾在课堂上对学生举例说:“你满可以想象海鸥就是上帝的游泳裤。”此时的海子，在文坛内外都有了些名气，听他课的学生们知道他是个颇有点名气的青年诗人，会写诗于是就有好事者要求他每次下课前用10分钟时间朗诵自己的诗作海子果然如此实行之。同学们对他的诗作反映如何且不说，但校系领导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政法大学作为中国政法领域的最权威学府，首要目标是让学生接受一流的政法专业和基础课程方面的教育。文学与诗歌对法学教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海子课堂上朗诵自己的诗，这类行为不受校方批评便算是宽容的了
1989年，海子在老家过寒假，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寒假。在老家时，他曾给自已所在的哲学教研室某主任写过一封信，希望请半年病假，说是养病调理身体，其实可能还是想集中时间精力，弄自已那许多未完的诗稿。当然按当时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形，可能极难获准。但是后来在未获校方答复之前，他又改变主意，按时返校。为此，他又特地给这位主任以书面形式作了一个“说明”。这也是海子捉摸不定的行事风格之
他特别在这份文字中，向当事领导作出一种姿态:我今年要安心上课，在教学上做出成绩，争取年内评上讲师。
这在海子是很难得的举动，不过，这显然也非真心话。这其实反映出他的内心矛盾，即内心真实思想与实际行为的矛盾。这是在现实无奈境况下所造成的人格的某种分裂现象，并不表明他真正向现实处境低头。
按海子的气质和本性，他是不会低头的，也不可能退让。而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面对生活、现实，他不低头，不退让，所以只能选择另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