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入北大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段时光，正是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噩梦中解脱出来，开始全面改革开放，而且是正逢思想解放浪潮方兴未艾、风起云涌之际。海子那一批从各地不同地域进入首都知名高校者，确实遇上了一个可以随心所想选择人生目标、一展才华和抱负的绝佳时期。加之，那一代高考生，大都是有定社会阅历的知青和尖子，其中确也出了不少知名人物。
因之，海子从安徽小村镇进入北大，很快就如鱼得水，显露出自己的才华，尤其是诗歌创作上的天赋。不久，他就成为当时的北大三大诗人”之一，其他两人分别是西川和骆一禾比海子等人晚一些考入北大，后来成了央视著名主持人的阿忆回忆说:
考进北大的时候，中文系的骆一禾和法律系的查海生刚好毕业，骆一禾分到了《十月》杂志社，查海生分到中国政法大学。
那时骆一禾、查海生、西川，并称为“北大三大诗人”。
有意思的是，阿忆还说见到查海生是什幺时候，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是极其普通的个人，如果把他放在北大的某个食堂里，他会和大多数学生一样，无法引起特别的注意。他绝不可能像西川和臧棣那样容易被人认出。不过，他写下的几首好诗，在被金钱突然搅乱的日子里直被人传诵，比如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上大学时年龄偏小，又来自安徽农村，在人才济济、精英云集的北大校园里，确实有点貌不惊人。如有的同学所说，当年的海子，“个子不高，不胖不瘦，满脸稚气，戴上军帽，做一个鬼脸，活像《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加上年幼淘气，经常爱去抢人家头上的军帽戴，所以一些年龄大的同学都喜欢叫他“冬子”或“小冬子”。海子也是乐呵呵地答应。诗人西川也说，1983年他第一次在北大校团委办公室见到海子，眼中的海子，“小个子，圆脸，大眼睛，完全是个孩子”。
不过，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像“潘冬子”一样的海子，很快让同学另眼相看，一是他很快显露出来的诗才，二是他对哲学的入迷和钻研。海子学的是法学，但他喜欢的是文学和哲学。据说，有一次同学间闲聊的时候，谈起哲学，海子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尼采、萨特，到后尼采后萨特，不仅侃侃而谈，而且将这些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逐个褒贬了一遍，俨然一个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的气派。可见海子当年在哲学上的功夫的确了得。
大概到大学二三年级时，也就是1981-1982年那段时间，海子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生涯。这首先是他的天性使然，同时，也应当看到那个时代环境的影响是弥漫当时北京(包括北大在内)乃至整个中国浓郁的诗歌氛围所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在中国异军突起，给诗歌界乃至文坛造成很大的震动和冲击。年轻人写诗论诗、探索新的诗歌创作手法，蔚成潮流，且来势凶猛。海子等这一批“北大诗人”，无不受其影响。也就是时势造就诗人。特别是从1982年开始，诗人杨炼和四川一批青年诗人(石光华、宋渠、宋玮等)发起了一股“写史诗”的诗学热潮。
海子对此大为赞赏，自己也试图向“史诗”诗人的宏大目标迈进。由此，他的写作特征，一是多写多产。诗友西川说，海子的“写作方式”是“他可以一晚上写出几百行诗”，哪怕“坐下来的头两个小时所写的可以几乎是废品”。显然海子是追求诗歌的“爆发式”写作以及作品的总量。二是偏爱于写长诗。海子生前写有许多诗句浩繁、结构宏大的长诗，好些长诗至死也未完成。如西川所说，海子最看重自己的长诗，这是他欲建立其价值体系与精神王国的最大努力，海子甚至认为，“写长诗是工作，而短诗仅供抒情之用”
但是，正如海子的一些诗友和论者所认为的，从本质上看，海子应该类似俄罗斯的叶赛宁、美国的弗罗斯特那样，属于“乡村抒情歌手型”，或者如海子自己所言的，“浪漫主义王子型”诗人。然而，有着“神童”经历的海子，心高气傲，自命天才，他看齐的目标是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一类的“诗歌巨人”(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亚当型巨匠”)。如西川说“他真正景仰的大诗人是歌德”
正因如此，不可避免地造成海子在不长的文学人生中，其写作理想或者目标与写作方式，诗人情感的矛盾和巨大反差。这既是海子及其诗作在诗歌界引起非议的原因，也是构成海子人生悲剧的因素之一。西川由此叹息说:
这不能不说是海子写作本身的一个悲剧:在他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目标之间横亘着一道几乎不可跨越的鴻沟。当我们读到他那么多匆匆忙忙写下的未完成的长诗章节时，我们由衷地感到惋惜。以他的才分，而不是以他的工作方式，海子本可以写出更多、更好、更完整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