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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闻捷: 与知名画家石鲁的交往和友谊

时间:2020-10-18 18:29:17    来源:

诗人闻捷不算长的人生历程中,还有一段比较重要的经历这就是与著名画家石鲁之间长达20多年的交往和友情。两人在艺术上的交流、探讨以及互相影响,至今仍被视为共和国文学史上的段佳话。

闻捷(当时用赵文节之本名)与石鲁的亲密交往和友谊,要追溯到1940年的延安时期

1940年闻捷一行从西安赴延安时,那位化装成国民党军官的延安接应者郭琦是四川人,同行青年学生中有位叫肖枫的也是四川人,是郭琦的女友。到延安后,赵文节和肖枫被安排在陕北公学陕北公学位于离城八九里路的杨家湾的山坡上,占了几排窑洞,隔河的对面就是文化沟。西北文工团的驻地就在附近。

闻捷和肖枫在陕北公学的社政科,同一个班,天天在一个窑洞听课。恰好,石鲁刚从陕北公学调到西北文工团任美术组长,他是四川人,和肖枫不仅是同乡,还有着一点亲戚关系,便通过她认识了赵文节和郭琦。这三个四川人和一个江苏人,由于年龄相仿且性情相投便经常聚会,成了交往甚密的好朋友。第二年,赵文节也从陕北公学调到了西北文工团,和石鲁做了同事。关系又进了层

在日常接触中,闻捷和石鲁走得越来越近,两人之间共同点也很多,都是才气横溢,在文学艺术上心比天高的才子,也都是风华正茂却又人生阅历及见识尚浅的年轻人,在性格上和爱好上有着很多的相似之

在艺术上,闻捷懂绘画、懂音乐,有演戏的才能,能演多种角色,又有演戏的经历,曾经参加了几个话剧的演出,而且出口成章,热情而敏捷,是一个很活跃的文化人。

而当时的石鲁虽仅仅是美工,但也懂音乐、会演戏,能写文章。他热情、刚毅、幽默、诙谐,而且富有艺术家气质。由此,也比较引人瞩目并获得闻捷的敬重。再以后,赵文节开始创作剧本,成了创作组的副组长,他自此正式改名为闻捷。有意思的是,石鲁这时开始绘画的创作,常常要拉闻捷作模特儿,摆姿势,画人体。石鲁有时会将他画成个半人半兽的漫画逗乐,让双方及同事、朋友大笑不止。不久,闻捷和石鲁两人又一同调到西北文协,再先后调到《群众日报》社,闻捷任编辑、记者组长,石鲁则主编《群众画报》,开始了各自的创作生涯。在那一段时间里,石鲁的创作以版画、年画和新洋片为主;闻捷除了以记者的身份写新闻外,还写点小说诗歌发表,他的作品有时由石鲁配插图,石鲁很多的画也由他来配诗,可惜这些珍贵的资料都未能在战火中保存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闻捷与石鲁的联系和交往也没有中断。而且两人也都同时随军去了大西北。只不过,石鲁进城之后留在了西安任《西北画报》社社长,闻捷则做了随军记者,跟随西征的大军一直远行到了新疆,并担任了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再以后又到了甘肃筹建作协甘肃分会,但他的爱人杜芳梅却一直留在西安工作。由于这一原因,闻捷每到西安探视妻子,必抽空去看看石鲁,谈点闲话及交流新中国文学艺术上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闻捷和石鲁这两个新中国诗坛和画坛上分别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就分别选定了各自在艺术创作上的发展方向,并逐渐进入了自身的成熟期

从1953年闻捷的组诗《吐鲁番情歌》的发表,到1955年诗集《天山牧歌》出版为标志,意味着他进入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诗人时代。而且其诗作引起国内文坛的广泛好评与瞩目,成了新中国诗坛一位颇有潜质的“新星”。而石鲁这时也在中国画的风格和技巧上有创意的大胆探索,开始了历来被批为“野、怪、黑、乱”的具有惊世骇俗的创新和变革,在西部画界乃至中国画坛上独树一帜自领风骚。

虽然闻捷和石鲁两人所置身的艺术领域不同,一个在诗坛个在画界,但仔细研究之,却不难发现这两位相亲相近的密友,在艺术题材、内容特色,以至创作风格上,具有一些共同之处。概括说来,闻捷和石鲁都是最早将目光投向中国西部这一特异地域的艺术家,也同是以西部生活为主要题材的艺术家,而且,他俩都喜欢用浓烈抒情并带鲜明个人特色的叙述方式来表达这一题材。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那时的表达方式尽管还有点幼稚,也脱离不了当时政治因素的干扰,但在以图解政治遵命文学艺术”占主导地位的20世纪50年代里,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因为他俩都在寻找一种浪漫主义的艺术形式来表现革命的主题,而且尽可能让受众喜闻乐见,在诗坛和画坛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追求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两位在气质上非常接近、交往又比较频繁的艺术家,还有兴趣、爱好相互交叉的一面。那就是作为画家的石鲁喜欢文学,而作为诗人的闻捷也懂画。也正因为如此,两人还一度在创作上进行合作。当闻捷要出版他的长篇诗体小说《复仇的火焰》时,便请石鲁来配插图。石鲁欣然受命,动用自已在甘肃天祝草原牧区时的生活积累素材,将这些插图作为一种再创作来处理,使它们除可以配上原诗以外,还具有作为绘画作品独立存在的审美价值。因之,作品面世之后,两者皆获好评。无论《复仇的火焰》这部诗体小说,还是石鲁所为之的插图,在中国的文坛和画坛都很有影响,它们堪称是艺坛上的“双璧”。这样一种亲密无间的合作,在中国文坛上确实少见。

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中,闻捷和石鲁都成了“文艺黑线”上的人物,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以致中断了相互之间的联系。

据与石鲁交往较深的王川先生回忆,晚年“解放”后的石鲁他知道王川来自闻捷的家乡,曾经多次向其打听闻捷和他家人的情况,可惜王川对此一无所知。石鲁在病榻上曾多次谈到他和闻捷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情况,甚至给其看了他为创作《复仇的火焰》插图时所作的草稿。

另据王川先生说,闻捷1971年含冤而死。但在当时,这一消息直到第二年才隐隐传到他的耳中。王川却因无法证实也不敢把这一不幸告诉久病初愈的石鲁,怕其伤心。

石鲁在弥留之际很想得到一些友人的消息,盼望能看到他们的新作,这其中也包括闻捷。11可是,他哪里知道,闻捷这位好友,早在数年前已离开人世,何来“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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