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网络文章中，对余地自杀事件发表的看法观点以及所持的立场态度，自然是形形色色。其中，有些见解和说法也是令人大开眼界，很有引人瞩目处。
特别有意思的是，一个名叫曹喜蛙的诗界人士(或者说诗人)，对余地自杀事件发表评论时，以“几年前我就无数次想过自杀”，这种亲身“体验”过的“自杀经历”为依据，进而坚持认为，“诗人自杀”，本身就是“一个常见的行为艺术”，认为公众对此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说，当代文学史上的“诗人自杀”事件，有点类似“阿拉伯世界的‘人体炸弹”，是诗人用自杀作为“人体诗歌”，意在“催人思索、影响人”，因之，“诗人自杀是种艺术”。
曹喜蛙先生在一篇题为《诗人自杀:余地、杨钊与曹喜蛙》的网络文章中说
“诗人自杀”本身就是个常见的行为艺术，某种程度上诗人就是“自杀一族”，这个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尤其在近现代、当代的文学史上自杀的诗人有很多，这个类似阿拉伯世界的“人体炸弹”，不同的是“人体炸弹”是从肉体上消灭自己再消灭别人，而“诗人自杀”作为一种人体诗歌则是用自己的自杀去催人思索、影响人，“人体炸弹”是一种战术，“诗人自杀”是一种艺术，说白了“诗人自杀”都是有预谋的策划，绝对不是随性或随病为之尽管很多人并不明白诗人为什么爱自杀
说“诗人自杀”是一种艺术，很多人可能不同意，也有所谓“专业人士”拿出已经自杀的诗人是精神疾病什么的分析报告，其实都是多余，芑术分析往往都是胡说八道，真实的情况诗人自己最明白。说起诗人自杀，其实本人是有体验的，几年前我就无数次想过自杀，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与所谓生活压力、环境恶劣都没有关系，那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就是一次与诗歌相关的行动，曹先生还认为，“其实想过自杀的诗人很多”，而之所以大家没有自杀，“肯定是因为有其他的牵挂，或没有下了决心”而已所以说现实中真正自杀身亡的诗人并不算太多。最有趣的是，为了增强自已立论的依据和正确性，曹喜蛙先生还将自己几次未成功的“自杀经历”作为了例证:
鄙人曹喜蛙就曾经在2005年在诗歌报网站发过遗书准备自杀，当时这个事情也得到诗歌报网站几个朋友的关注，老远从上海给北京打长途电话，并且委托我的另一个诗友艾若及时采取了阻截行动，也有人写了悼诗，后来没有自杀的原因一个是有所牵挂，也就是我自认为很重要的一本书一直没有出版而拖了下来，写那个遗书的时候我就想过从写字楼的窗户上直接跳下去，后来还在很多高楼上观察过适合跳楼的地方·还有一次我在责州一个山区就想过从那悬崖上直接跳下去，再一个没有自杀的原因是当时我们家里已有四五位人比如父亲、母亲、大哥、大嫂、二姐等在不到三个年头里刚刚去世，我不想给活着的人再增加痛苦，因为非正常死亡对亲人的打击往往最大。
最后，曹喜蛙先生结论性地认为，“诗人自杀”行为，其实与诗人搜肠刮肚寻找美妙诗句是一样的，只不过行为的“激烈程度”不同而已。曹先生同时指出，但“诗人自杀”确实需要勇气，“没有能力是不可能执行这个艺术行为的”。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不管“诗人自杀”是否被人理解，是否值得提倡或反对，他本人都是很尊敬那些自杀的诗人的，把他们当圣人供起来绝对不寒碜、绝对不为过。“所以，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诗人余地，我也很尊敬他的选择，尽管以前我对他并不熟悉。”
余地自杀事件由于一时成了网络热点，也引起了国内心理学界些专家的关注。河北邢台“飞扬心理咨询中心”的王彦辉先生在网络上撰文，从专业角度对余地自杀行为及相关现象予以心理学意义的探讨。他撰写的《死于抗争—昆明诗人余地自杀的心理分析》，在众多网络文章中，也比较引人瞩目
为了避免引起误解，王先生特在正文之前，刊发了“三点声明”，内容为三点声明
任何分析都不免残忍，因此，首先确定的是，我们的分析是基于对生命的敬重
分析建立在排除抑郁症倾向的基础上三、资料有限，分析仅为一种角度。
王彦辉先生首先针对前一时期社会公众(主要是网络上)对诗人余地自杀事件存在的几种倾向性说法和议论，逐一予以分析评议。
最后，王彦辉先生以一个心理学专家的身份，向整个社会，尤其是向有着与余地类似境况，甚至也产生过自杀倾向的人，建言与呼吁理分析是基于心理帮助而言的，我们更希望余地“软化”下来，与自己搞好关系，与他人和世界搞好关系。我们可以更宽容的理解“低头”的含义，它并不只有唯一的解释。余地已逝，他听不到我们的分析和议论了，但更多的人会听到:接受自己和世界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