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民/作
过年，就是放鞭炮。
在我的眼里和心中，过年就一定要放鞭炮，因为鞭炮代表着喜庆，寓意着吉利，是除旧迎新的一种表达方式。尤其是在六、七十年代，家庭贫穷，条件落后，过年时能多放些鞭炮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愿望，甚至可以体验出一种骄傲和自豪。
按古老传说所言，爆竹可以驱鬼逼邪，保佑平安吉祥。小时候虽对此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认知，但放鞭炮那种特别的声响确实可以起到热闹开心，烘托气氛的作用。
每当腊月初八一过，村里晚上就时不时地会响起零散的鞭炮声，对此我们是心知肚明，这是孩子们为了准备过年，开始着手自造爆竹了。那些年，应该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孩子们都会自做鞭炮，其原因并不是自己造的好，而是由于缺钱买不起更多的鞭炮，只好被逼无奈，学着自己动手，以便能够满足所需罢了。
我记得在十三岁那年，也学会了做鞭炮。花上几毛钱买二两黑药和药捻，用旧书本捲成炮筒，每天晚上就一个、一个，不厌其烦地制作起来。为了确保成功率，每造出一批后，就拿出几个来进行试验。听着清脆的炸响声，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一旦效果不理想时，懊丧中又夹杂着心似火燎的着急。
年
除夕夜，接过父亲分给我们买来的有数爆竹，和自造的混合在一起装满衣兜，只等着明天大大地过一把放炮的瘾。
初一天不亮，我和大哥、二哥就在院子里比赛着放起了鞭炮。二哥玩心大，炮竹放得快，往往等不到天亮就囊中羞涩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软磨硬泡地向不善玩耍的大哥要，到手后很快又放完。接着就软硬兼施地“敲诈”我，不给，就握着拳头瞪起眼恐吓我，我就大声叫喊着求助于爹娘，在一阵阵的喝斥声中，二哥才心有不甘地不再施压。
为了等上午能和童伴们多打会儿炮仗，我放过一阵后就舍不得再放了。这个时候父母亲总会在屋子里督促着让多放些。
吃过饺子，天已大亮，我们就一同奔向了街道中心的两个高高的石阶上，因为在那里将会上演一场宏大而激烈的打炮仗“剧目”。平时玩的较好的孩子们自然地分为两个阵营，然后就开始互相用鞭炮开“战”了。双方趁人不备，将点燃的爆竹迅即扔向对方的人群中，不断欣赏着那种爆炸后的混乱场景。这样你来我往，那个激烈、热闹、残酷的场面，现在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喊叫起哄的，衣服被炸糊、炸破后高声谩骂的，被崩了头和手惊呼痛哭的，将对方击败后欢呼雀跃的，混乱不堪中享受着恶作剧带来的刺激和开心。这种炮仗一直会持续到上午十点以后才逐渐散场。
午饭过后，邀上几个好的玩伴，就将玩鞭炮这种乐趣从村里转移到了村外。山坡上，野地里，河滩中，水塘边等到处都成为了我们变着花样放鞭炮的场所。普通的形式已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因此就创造出了多种多样的玩法。什么水炮、冰炮、雪炮、土炮、火炮、树炮、石炮、地窖炮等等，更为恶劣和不可思议的是“屎炮”，真可谓是为了取乐，无不其及了。
年
经过初一这天肆无忌惮地玩耍，私有的爆竹已基本上告罄，但炮瘾还没有过足，我们就将各自少量的“压岁钱”凑起来，到供销社买些鞭炮，平分到人，以便初二后再慢慢“享用”。
随着年龄逐渐增长和经济条件的好转，尽管已不再为买不起鞭炮而苦恼，可已经很难找回当年那种感觉了。前些年，许多人把放鞭炮当成了一种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动辄成千上万元地花钱买鞭炮，无所顾忌地燃放，完全改变了爆竹本身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
从去年春节开始，我们当地也实行起了禁放，过年期间静悄悄的，如果不是大红灯笼和红红的对联，真的已经感受不到多少节日的气氛了。我赞成国家为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出台的禁放措施，但彻底杜绝应该有所商榷。毕竟鞭炮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人们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何正确、适当地加以引导和控制？将是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一大课题。
爆竹一两声人间更岁，梅花三四点大地回春。鞭炮，曾经是我的最爱；鞭炮，伴我度过了那些难忘的年代和快乐的时光。过年了，说心里话，我对鞭炮还真是有点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