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斯的不幸自杀身亡，消息震惊了她的熟人和朋友(也包括她的前夫休斯)。不久之后，也震动了英国文学界。普拉斯是美国人，在美国长大和成名，又是美国“自白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但她却嫁了个英国丈夫，后来又在英国定居，且最后死于英国，因之她在英美诗坛均有相当的影响力。
不过，有意思的是，普拉斯及其诗作在国际诗坛上的巨大声誉主要都是在其自杀身亡后获得的。她的主要作品集(包括数部诗集和长篇小说)，都是她去世后被朋友和亲人整理出版。获引人瞩目的“普利策诗歌奖”，更是在她去世后的近20年的1982年。还有她去世前不久，曾经给一家全国发行的英国比较有名气的周刊寄出扎她比较中意的最佳诗作，可是均未被采用。如今，里面的大部分诗篇已成了名作。
因此，也有人认为，是普拉斯的自杀举动成就了她后来的名声。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不是一点依据也没有，这从普拉斯去世时葬礼的简陋和丝毫也不引起媒体注目可以看出。
对普拉斯的验尸以及简单的葬礼在那个星期的周五举行。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媒体(更不用说大批媒体)采访，甚至连到场悼念的人也不多
“2月15日星期五，在坎登镇后面简陋潮湿的验尸庭上验了尸首:只有悄悄的证词，长时间的沉默和泪水汪汪的澳大利亚姑娘。”来到现场的阿尔瓦雷斯回忆说。接下来，他写道:
那天清早我和特德去找荚丁登半月形广场的丧葬承办人。棺材放在空荡荡拉着门帘的停尸房的尽头处。她直挺挺地躺着，脖子上还戴条叫人哭笑不得的领套。只有脸露在外面。脸色发灰，像蜡烛似的还带点透明。我以前从未见过死人，我几乎认不出她;五官太消瘦、太突出了。…走到寒冷喧闹而又脏乱的大街我才好过些，她不在了，似乎是桩不可能的事情。
可见，普拉斯巨大的声誉和影响是在她去世之后乃至去世多年后获得的
不过，争论最大的还是对女诗人自杀行为本身。有人认为普拉斯在玩“死亡游戏”，更有人甚至说她是又一次追求“自杀体验”，玩过了头，才导致自己自杀身亡的结局。而有些人(包括诗人生前的朋友和熟人，以及一些医生和研究普拉斯的专家学者)认为那天发生的自杀成为事实，是种种偶然因素集合在一起而“促成”的。他们说，普拉斯本来的愿望是不想自杀成功，而只是追求那番自杀举动。想通过这种猛烈的、近乎绝望的激进行为，让人感觉她“需要帮助”，以图唤起人们对她予以更多的关心和关注。普拉斯生前的好友，也是她的研究者的阿尔瓦雷斯就持这种观点。
阿尔瓦雷斯谈到普拉斯的这次死亡，几乎是用肯定的语调说:“我所知道的情况使我确信，这一回她并不打算寻死。而10年前的自杀企图不论怎么说都是绝对顶真的。”又说:“她初次企图自杀是顶真的，险些儿成了，不单单是歇斯底里的故作姿态，而显然是出于自尊心之故
对于这次自杀行动，阿尔瓦雷斯断言，与少年时代普拉斯父亲留下的阴影有关，他说:“不管怎样，她关于死亡的胡思乱想明显而强烈地和他(指父亲)联系在一起的。”并进一步阐释说:
我揣测由于她这时发现自己再度孤独，即使是一时的和自愿的，父亲过世时她所经历的全部悲痛又复萌了:她不能自己地觉得她已被人遗弃，遭到伤害，被激怒了，被剥夺了，正像20年前孩提时代的她实实在在而又无可奈何地体味到的一样。结果，那段时间在她心里日益加深的痛苦全部涌上心头，阿尔瓦雷斯还引用精神病专家的看法，来支持自己的结论，他说:“如果像某些精神病专家所认为的，自杀企图乃是求援的呼唤，那么可以说，西尔维娅此时并无自杀之意。”因此，他断言，普拉斯这次自杀行为，正是企望用“自杀”这种过激行动来表达自己“求援的呼唤”。只不过，因为一系列的阴差阳错(比如邻居画家没听见门铃及敲门声、澳大利亚女孩反应不够机敏，没能及时设法进门等)错过了获救的机会。所以，阿尔瓦雷斯认为普拉斯是“死于意外”而且将普拉斯求助于精神科医生、精神专家的回信被邮递员因地址弄错而延误，迟至女诗人死后一两天才送到，称之为这是酿成她死亡的连串意外、巧事和差错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普拉斯生前出版和发表的作品，仅有1960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巨人及其他》以及长篇小说《钟形玻璃罩》。这部小说于1963年1月用笔名发表，离她去世仅一个月。它用第三人称写女主人公到纽约任特邀编辑起，直到回家自杀获救后在几家精神病院疗养的经过。由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的经历同普拉斯的人生经历十分相似因此该小说被评论界视为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进而试图从中分析女诗人自杀的深刻原因
《钟形玻璃罩》可以看做是普拉斯最重要的作品之给女诗人带来巨大名声的仍是她在生命最后几个月创作的那大量的不过“自白派”诗歌。
“自白派”创始人罗伯特·洛威尔也感叹说，普拉斯去世前那段时期的作品，“经历了一次惊人的变化”。而这些诗作绝大多数是在女诗人死后被友人及前夫特德·休斯整理结集出版。尽管普拉斯自杀后，人们普遍认为特德·休斯的移情别恋导致造成两人婚姻破裂，是促成女诗人走上绝路的“罪魁祸首”，但普拉斯去世后在整理出版其诗作方面，体斯可谓功不可没。
经休斯整理的普拉斯最有名的《诗歌总集》，于1981年出版问世，第二年即获著名的“普利策诗歌奖”，由此，普拉斯也荣获了“自白派”诗歌“最杰出代表”的声誉。休斯也因为自己创作上的成就，于1984年获令世人瞩目的英国“桂冠诗人”称誉。
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普拉斯及其自杀又成了女权主义者心目中的杰出人物和一个热门话题。普拉斯更是声普日隆，她的各类作品、文集在英美各国一版再版，大受欢迎，其传记作品也在西方走俏。
不过，1990年年初出版的由传记作家安妮·斯蒂文森所著的长达410多页的普拉斯传记《苦涩的名声:西尔维娅普拉斯的生》中，安妮·斯蒂文森以大量的史实似乎修正了这一“女权主义者”的形象。该书向读者展现了另外一个全新的普拉斯。
在这部传记里，作者援引了很多普拉斯生前好友及亲属所提供的材料以及普拉斯本人的日记和书信。这些好友或亲属提供的情况表明，普拉斯其实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她只想着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甚至连“请”、“谢谢”这类通常的客气话都不会说，更不用说“对不起”这类道歉用语了。该书认为，这一性格的形成与她的父亲不无关系。父亲早逝，在她幼小的心灵留下一个“凄凉的大窟窿”，加之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她，可能让她从小就不得不将切感情、一切体验倾注进诗中，以此逃脱过度的焦虑。由此，她变得很难相处，对朋友极不友善。与休斯结婚后，她虽然深爱丈夫，但面对丈夫在写作上的出色成绩，出于无法战胜的妒忌，她曾两次撕毁休斯的诗稿。作者的结论是，她的死完全是自身情感畸形的结果，与休斯没有太大关系
不过，安妮·斯蒂文森同时也无比倾慕普拉斯的诗才除其自白诗”外，称她的诗剧《三女人》是英语中展现生育情景的第一部伟大诗作。这部普拉斯的新传记，安妮·斯蒂文森是用满蘸同情的笔来表现普拉斯凄惨而充满矛盾的一生的。1181安妮·斯蒂文森这部普拉斯传记出版后，比较引人瞩目，也引起
些争议。尤其是一些“女权主义者”更持反对态度，她们要维护普拉斯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形象。不过这也说明直到1990年普拉斯仍然是比较受国际文化出版界及公众关注的一个极具天才和争议的女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