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在经过了半年多疾病的折磨后，终于没能挺过他的87岁生日。半年前，还能自己骑三轮车的父亲，突然晚上就上不去床了，去医院检查，发现是病变已转移到脑子。半身瘫痪的父亲，一开始还能自己用右手吃东西，神志还清醒。后来病情发展越来越严重，饭也吃不下，大小便失禁，神志不清，大部分时间昏睡。夜里难受时发出深深地呻吟声，人瘦的皮包骨头，后来连水都喝不下，我们做儿女的看在眼里，痛在心上。父亲清醒的时候，也说上一两句话，更多的时候是眼睛直直的看着你，想有话给你说可有表达不出来。那真是个让父亲和儿女们都煎熬的日子。
进入七月，让父亲再次住进医院，输血输营养液，出院后本想父亲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没成想突然又出现了内出血。晚上，我和妹妹守在他身边，给他喂口水，但很快就吐出来，有时睁开眼睛，呆呆的不知看什么地方。一会喘气一会昏睡。晚上十点多钟，妹妹说爸爸喘气慢了，我站在床边，赶紧给他量量血压，心跳已经没有了。父亲就这样在经过了痛苦的病魔折磨后，安详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泪洒忆亲人，痛定思父恩。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集成小文，以示对父亲去世的纪念。
一
父亲出生在阳谷县四棚乡三支王村，为什么村叫这个名字，说是明朝从山西洪桐县迁民，有姓王的兄弟三人迁移到这里，所以村子起名为“三支王”。父亲1932年阴历10月初五出生（身份证上写的是1933年12月）。父亲祖辈都是农民，没有听说祖上出过什么名人。到了父亲这一代，除了家中有些薄地外，还兼做馍馍房，打油坊等维持一大家人生计。祖父去世的很早，大概是得了当时的不治之症，家人到处乱求医，拜佛求神，吃反了药，刚刚30岁就去世了。那一年是1940年，父亲才8岁，据父亲讲他还不懂事，只有大姑姑知道哭，他们兄妹几个还不知道哭，小姑姑才出生几个月。祖父的去世给祖母打击很大，据说半年多祖母都精神恍惚。所以，父亲很少提起过祖父的事，倒是母亲道听途说的讲过一些，等到她嫁到父亲家，祖父已去世多年，所以，母亲也不知她公公是什么模样。
父亲在兄妹中排行第二，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想必当年祖父去世的早，祖母30岁守寡，拉扯几个年幼孩子，应该十分不容易。父亲又是家中长子，也应在外面和家族中，吃尽了不少苦难。大概是父亲比较聪慧吧，兄妹几个中，只有父亲读了私塾，后有进了完小。我的家乡是山东鲁西老革命根据地和较早的解放区，父亲很小就思想进步，年幼时还干过一段儿童团长，其中有一次给我们的部队带路到几十里路以外的赵洼，见到部队里的许多新鲜事，多少年后不止一次提起过此次经历。到后来办理退休时，想起这段经历，说是1949年建国之前参加工作的，可以办理离休。无奈当时村里的地下党证明人都已作古，父亲当儿童团长这段经历，只能作为个人历史资料，没能办成离休。
当时，我们家二十几口人一起生活，除了种地，每天还要磨面，蒸馍馍，冬季开油坊，起早摊黑，劳作是十分辛苦的，据母亲讲，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有时人站在磨道里就睡着了。打油的大锤十几斤重，抡起来上百次要一口气打完。父亲和成年人一样干，冬天里光着膀子抡起大锤来还出汗。正是由于家里缺劳力和祖父去世，在上了完小后，父亲虽然已较好的成绩考上了中学，但家境不允许，所以就没有去上中学，而是回到家中油坊去劳动。
开学的时间已过去个把月了，中学的老师跑来动员父亲还是继续读完中学，并作了家族里当家的长辈的工作，说父亲成绩好，将来能有出息，同时，学校里考虑到家里困难，让父亲看图书馆勤工俭学，就不用交学费了。正是这样，父亲才得以进到中学学习。
父亲在寿张中学读书，每月回来一次，带些口粮到学校。那是，父亲已成家，母亲还要准备些咸菜给他带上。一次赶路匆忙，在路上把咸菜罐子打碎了，一个月父亲只好啃干窝窝头喝水充饥。
家境的窘迫使父亲学习和各方面都更加努力。父亲在中学期间，思想很进步，1948年刚满16周岁，就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学生会干部。当时在学生中党员极少，据他讲全校只有4名。入党后，4名学生党员照了一张合影，以示纪念，这也是父亲留下来比较早的一张照片。
父亲在中学学习很用功，知道家里供他上学不容易，各门功课都很优秀，特别是历史和地理。多年后，他还能背出当年中学的历史课程的内容。历史，地理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名。学校放假，父亲回来就尽力多干些累活苦活，在家族里尊老爱幼，所以，家里和邻里对父亲评价都挺好。
二
父亲中学上到二年级，由于建国初期，各级政府部门需要大批干部，所以，决定让一批优秀的中学生提前毕业。父亲就在提前毕业的人员中，同时，被安排在政府文化部门工作。
这时期，父亲的主要工作就是参加扫盲培训班，到各地办班当老师扫盲，父亲去过的乡镇如馆陶，朝城，范县等地，一去办班就是几个月，半年也难的回来一次。受培训的都是些乡村干部，以文化培训识字为主，父亲就被称为文化教员。一年冬天在馆陶办培训班，上级要求春节不放假，可到了年三十这天，又说离家近的可以回去看看。父亲和其他人员一哄而散，顶着大雪往家赶，等来到村里已是大年初一的早晨。尽管当时工作很累，和家里聚少离多，但父亲一参加工作就当了教员，认识了不少人，他还是经常津津乐道这一段经历的。我最早看到父亲的照片，就是他办扫盲班时期和各期学员毕业的照片，大概都在1955，1956 这两年。
那时我已出生，还有两个姐姐，听母亲讲，我出生后，父亲专门托人给买了一台木轮的儿童车，两边有座椅，中间有翻盖的小桌，在当时当地还是很起眼的。这台小车保留了很久，待到我上小学和父亲一起回家探祖母，还看到它躺在土坯房的一角，不知后来坐过多少孩子。
父亲在外，家中只靠母亲一人拉扯我们兄妹几个，加上是在家族里生活，矛盾在所难免，日子过得也很艰辛。白天母亲要下地劳动，晚上很晚回来，还要给几个孩子坐针线，半夜经常几次拉孩子起来尿尿，点煤油灯很费劲。父亲不知从那里找来电话上使用过的大号废电池，自己灌上盐水，接上小灯泡供我们母子晚上使用。这下可解决了母亲的大问题，再也不用晚上黑灯瞎火摸煤油灯了。周围邻里也说，王家院里点上电灯了，母亲为此高兴了好一阵子。
三
父亲性情耿直，加上年青气盛，为工作在单位得罪了一些人，1957年党提倡大鸣大放，父亲也发表一些言论。运动开始后，有些人就想给父亲戴右派帽子。没成想上级开始号召年轻人到艰苦的地方去大炼钢铁，父亲又榜上有名，带头去了离家乡比较远的肥城钢铁厂，使父亲逃过这一劫。多少年后，父亲谈起此事还很有感触，说当时留在县文化系统他的许多同事，后来都被打成右派，返乡务农，一辈子没有抬起头来，家庭孩子跟着遭罪。如果他不是去大炼钢铁，肯定被打成右派，不知我们要吃多少苦头啊。
炼钢厂创建之初，即艰苦又没有头绪。父亲负责厂里的宣传报道工作，为了及时了解高炉生产情况，拿到第一手材料，他和同事们都吃住在炼钢炉现场。油印小报也是自己刻字自己印，然后再发到各个工地现场。待到工厂刚开始正常生产，由于农村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吃大食堂，加上连年灾荒，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个在老家饿的吃不上饭，二姐病的奄奄一息，父亲费劲周折辗转几百里把我们母子接到了肥城钢铁厂。
虽然一家人到了一起，可父亲忙得一个月难得回家一次。但是，对家人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据大姐讲：刚到石横钢铁厂，一家人没有吃的。父亲想方设法，给弄来一袋白面，可把母亲高兴坏了，要知道，那时一人一月才給几斤白面。母亲用这袋面粉给我们烙饼，下疙瘩汤，度过了那段岁月。大姐给母亲下地拾柴禾，干了一段时间不愿意干了，要去上学。父亲就用人家缝衣服剩下的布头，让做衣服的给大姐做了蓝布书包，上面还缝了个黄色的五星，买花布给姐姐做裙子，大姐高兴得不得了。
在钢铁厂的几年中，由于我年龄还比较小，父亲又回来的少，所以对父亲的印象还是很淡漠的，只有几件事还有印象。那时工厂里还没有盖房子，大家都住在半地下的窝棚里。一天晚上，我们兄妹几个和母亲一起去厂里的广场上看电影，演到一半时父亲突然出现在台子上，大喊我们的名字，说赶紧回家吧，家里失火了！我和两个姐姐抱住母亲吓得大哭起来，家里还有小妹锁在屋里，肯定给烧死了。母亲拉着我们急忙跑回地窝子，看到一个穿大衣的人正抱着小妹，拿手电筒照着她的脸给我们看。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刻，长大以后时时回想起来。
还有一件事就是当时生活困难，粮油奇缺，尤其是油，几个月不见油滴是常有的事。一次，厂里改善生活，给每位职工发了一些油炸丸子。父亲没有舍得吃，拿回家来给我吃了。谁知道到了晚上，我上吐下泻，把母亲吓坏了。父亲晚上急急忙忙跑来，告诉母亲是食物中毒了，原来厂里食堂把装桐油的桶拿去装了食用油。虽然，我很快就止住了病痛，但是，以后的好多年，我一闻到油炸的气味就开始反胃。
四
钢铁厂办的时间不长很快就下马了，父亲的工作也有钢铁厂转到了聊城工业局。我们母子几人返回家乡，由于家中连年灾荒，饥饿难捱，比离开前还艰难，所以又回到钢铁厂旧地坚守了一年半载后，也随父亲迁到了聊城。
刚到聊城时，父亲把我接到城南他办公的地方住过一次，晚饭后带我到护城河边散步，看到湖边长得茂密的芦苇和宽阔的水面，我感到十分兴奋和新鲜。晚上，睡在浆洗的白白的被子里，一股肥皂的清香气，感到也十分舒服。父亲还带我去过离城里比较远的他们种地的菜园，记得那次是看他们收大白菜。这些，对年幼的我记忆非常深刻。
60年代初正是国家工业上马的时候，聊城工业局也办了许多工厂，需要派干部去管理。在工业局呆了几年后，父亲就去了刚办不久的造纸厂，大概是个副厂长职务。
父亲在造纸厂一呆就是八年，这期间我已经上了小学，父亲一直工作很忙，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有时晚上回来很晚，买些花生给我们吃，第二天一早就走了。这期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深刻地印象。
大概在小学三年级的一天，学校的老师领我们去看“破四旧”现场，我们打着小旗，喊着口号走在大街上。路过影剧院门前时，有个同学喊：看，那是你爸爸！影剧院门前的台阶上站满了手举稻草挨批的“走资派”，远远看到，好像爸爸站在最北面。我还想仔细看清楚，不想队伍拥着我很快走开了。
回到家中，我对母亲说看到父亲挨批了，母亲脸色很难看，叫我今后少上街，因为外面太乱了。
运动越来越激烈，邻家同学的父亲在农机所被审讯时我们亲眼看到挨了耳刮子。两派武斗攻打招待所，一声吹号几百人带着头盔手持钢纤冲进围墙，另一派就从楼顶往下扔瓦块石头。被抓人脸上留着血，在手持大刀的人的劫持下，从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孩子身边押解过去，我看到心里紧张的不行。
父亲回来的更少了，家属院的妇女们整天害怕的不得了，互相打听着信息。记得有一次父亲回来了，吃晚饭时给母亲说，他今晚睡在做饭的屋里，开着窗，如果晚上有人来敲门，叫母亲不要害怕慢慢去应酬，他就从后窗跳走。我年龄小，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心里害怕。
后来运动慢慢缓和一些，据说父亲还是第一批“被解放出来”工作的干部。常常是父亲刚到家还没来得及吃饭，就会有人找上门来，态度也横的很，父亲不停的解释这什么。我们躲在一边，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再后来父亲又调到发电厂干了几年，仍然是个副职。又去毛纺厂负责扩厂组建，一干又是五六年的时间。待到发现身体有些毛病，组织上调他到一轻局任书记时，已经是五十多岁了。
父亲在一轻局书记的岗位只干了不到两年就申请退居二线了，当时很多人劝他多干几年，父亲笑笑，坚持要求退到二线，只是母亲很高兴，感到生活有规律，再也不用深更半夜提心吊胆等父亲回来吃饭了。许多年以后，父亲才告诉我们，他退下来的原因是他感到身体非常不舒服，他自己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心脏问题严重，按目前的情况，即使治疗也最多能活三到五年。父亲听了，没有告诉任何人，坚持退下来和家人团聚几年，过几天清静日子。
五
父亲属于急性子，脾气比较大。但在家里还是非常民主的，对我们孩子很宽容，在我的印象里从小到大只记得父亲为我们兄妹发过很少几次脾气，但每次都很厉害。所以，母亲告诉我们尽量不要惹父亲生气，更没有记得有打人的印象。邻家的同学的父亲就严厉的多，在学校犯了错误，回家来跪在地上，还不给饭吃。
但对我们兄妹的教育，父亲还是非常注意的。据大姐讲，在钢铁厂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只要父亲回来，就给我们讲古诗，还给每个人起了笔名。给姐姐买了图书，让她阅读。她记得最好看的一本是《一个桃核的故事》，有些情节到现在还能背下。
在家境十分窘迫的情况下，给我们订了全年的《小朋友》杂志，从1962年下半年一直到1966年停刊。每一期《小朋友》的到来，我和姐姐都爱不释手，每一篇都看的非常仔细，有许多精美的插图和文章到现在也都记忆犹新，甚至还能背下来。正是这些优美的启蒙教材，给了我童年非常美好的记忆，也唤起了我最初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还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晚上，我们全家围坐在一个大床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听父亲读雷锋小时候的故事，我幼小的心灵为雷锋苦难童年而落泪。在我们兄妹成长的过程中，虽然父亲较母亲在我们身边时间上要短的多，但能感受父亲时刻关心着我们成长。从小学到中学，由于那个特殊时期，学校的活动特别多，尤其是担任班级干部。对于这些事情，有时母亲会出来阻拦，但父亲总是说，学校安排的不会错，让他们去吧。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作文，老师给一个好的批语，拿回家来给父亲看，父亲就读给母亲听，脸上露出很宽慰的笑容。
父亲接受新事物也很快，县广播传输线从我们家属院穿过，父亲买来喇叭，东拼西凑拉了一条线，把有线广播接到我家中。广播一响母亲就会仔细的听，除了知道国家大事，还听了不少戏曲段子。矿石收音机刚开始有，父亲就架起了天线，把接上的耳机给我们听。晚上睡在被窝里，听着耳机里的声音，我感到十分的新奇和不可思议。正是父亲的这些启蒙，使少年的我迷上了无线电，从矿石收音机到晶体管，半导体收音机，我和同伴们一搞就是几年。父亲为了鼓励我，在外出到上海开会期间，化大价钱给我买回来一只袖珍动圈扬声器，要知道当时一只鸡蛋只有几分钱，高兴的我一连几天没睡着觉，小同伴们也十分羡慕。接着又连续几年给我订下了无线电杂志，使我的无线电水平逐步提高，兴趣也越来越浓，最后搞黑白电视整机也不再话下。以至于考大学也选了电子专业，这应该和父亲开始的启迪有关。
父亲十六岁和母亲结婚，这么多年来磕磕绊绊总是有的，只是父亲一发急，母亲就不再吱声了。从来没有听到父母大声吵架过，更没有见到父亲对母亲动手和说粗话。特别是退休之后，父亲虽然有时也找点事发发脾气，可一旦看到母亲心脏病发作，就紧张的厉害，忙里忙外，每天还自己动手作些可口的饭菜给母亲吃。所以母亲常说，你父亲是个好人。60年代干部进城，许多干部都把乡下的妻子孩子撇掉，再找城里的有工作的妇女结婚，我们住的工业局家属院里，就有很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当父亲听到家里孩子病重的快不行时，克服种种阻力，毅然把母亲和我们兄妹从农村带了出来，才有了我们母子的活路。在钢铁厂撤销后，我们随母亲又回到老家，水灾人祸，颗粒无收，我们几个孩子都病倒在床上。父亲听从母亲的劝告，把我们母子又送回肥城钢铁厂旧址，靠拾菜种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如果父亲不听母亲的劝告，按老辈人意见不让我们回去，恐怕就不知我们是什么结果了。
六
父亲为人热情，宁可自己受委屈也要考虑别人，所以，和父亲打交道的人，大多数都很认可他。父亲性情耿直，处理事情不会绕弯，看到不平的事爱打抱不平。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包括他的上司。母亲有时爱老叨几句，父亲总说，他们办事不公道，咱就不认他这个理。父亲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一生为公清廉。连续在几个工厂任职，调动时连工作服都交上。在造纸厂发给干部下车间的胶靴，父亲最后一个领回来，拿回来一看，一只男鞋，一只女鞋，以至于很长时间母亲把它当成笑料。我们兄妹就业安排工作，父亲没有给任何一个人找过关系。二姐16岁参加工作分到外地纱厂当挡纱工，工作辛苦小腿跑得浮肿，母亲每次看她回来都哭一场。想调回来换换工种，父亲只是答应可一直没办。最后还是大姐找人，把二姐从外地调回到大姐的工厂里。但父亲的确给困难的同事办过不少事，包括从东北调人来本地工作等等。退下来以后，父亲有时也有些懊悔，感到那时办事太认真了。
父亲退下来以后，虽然一边调理身体，但同时又为我们的下一代操劳。那时我的孩子已出生不久，从上学前班到小学三年级，基本都是父亲接送孩子，几年来风雨无阻。我那时正是年富力强，工作起来不要命，整天早出晚归，根本没有顾及到父亲刚退下来的寂寞情绪和身体状况。现在想起来，心里充满了懊悔，感到对父亲关心的太少了。
父亲闲暇下来也有写点东西的习惯，前些年看到他早期写的小诗：
登矿山
1958年大炼钢铁期间，我在原寿张县政府办公室工作，被调往驻莱芜“寿张炼铁大队”。一日早晨登莱芜城西大曹村西北登“矿山”，偶得佳句，故忆写如下：
旭日东升登矿山，
南望汶河一溜烟。
山前高炉拔地起，
山后社员忙耕田。
注：矿山，在莱芜西，有汉代开铁矿遗址。
高炉，是我炼铁大队新建的炼铁炉。
又有1985年的诗作一首：
一九八五年新春正月初五（立春）作诗一首
立春时节寒未消，
“迎春”展蕊满枝梢。
黄花翠竹阳光下，
更使小院分外娇。
退休后，父亲虽然挺过了医生所说的三到五年光景，但身体还是越来越老了。睡觉靠安眠药，白天睡觉晚上坐着。为心脏病住过几次医院，每天靠吃好几种药维持身体。而且由于血压长期不稳，导致耳聋听不到声音，虽然去过几家医院但没有收效。人说耳聋三分呆，有时看到父亲长时间呆呆的坐在那里，心里就感到酸楚得很。父亲老了，走过了八十多年人生历程，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再也不是当年的活蹦乱跳的儿童团长，也不再是钢铁厂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更不是在几百人面前讲话风趣的厂长了，他是需要我们儿女们来关心，来呵护的老人。这些年，只要有时间，我们姊妹几个就尽力多回家来看看，大声给他讲外面的新鲜事，带点父亲喜欢吃的食品，做顿可口饭菜，让他感到做儿女的对他的尊重和孝心，感到亲情的温暖，多活几年，享受新时代带来的幸福生活。
没承想父亲八十多岁得了不治之症，坚持了几年，最后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谨此纪念我们敬爱的父亲，愿他在天国里安息。
作者简介：王金龙 男 1955年出生，中石化聊城输油处干部，曾任中石化管道公司作协副主席。多年来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在石化管道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三十多篇，在《青海湖》文学月刊发表中篇小说《岁月有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