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五号，清晨五点，铃声响起，一看是哥哥的号码，心一惊，接起电话。哥哥说父亲不太好，回家来一下。当时，我大脑一片空白，预感情况不妙，提包拿车钥匙就走，此时爱人说让我再问问情况，看看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哥说父亲不太舒服，让我回家看看是否住院，我才稍微平静下来，理理情绪，驱车回老家。
到了老家，大姐、大姐夫早已等候，我二话不说，只奔屋里，看到父亲，我的眼泪流下来了。父亲断断续续地说：“让我走吧，让我走吧······”我抓起父亲的手，说我们去聊城，去最好的医院。“哪里都不去，还是走吧！”父亲说话声音非常微弱。事后，才知道父亲昨晚三时感觉不妙，让母亲喊哥哥来到床前，到现在已三个小时了。母亲说，这两天父亲几乎不吃不喝，怕一口气上不来，这两天晚上睡觉也穿着衣服。最后，不得已才麻烦儿女。难为了母亲，也难为了哥哥，一直等到天明才给我打电话。
120带着父亲、哥哥和我来到医院。急诊室里，医生为父亲检查，输液，输氧，并问父亲生病情况，以便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我在急诊室看护着父亲，一边回答医生的问话，一边按摩着他手上的穴位，时不时喊着“大爷、大爷”，生怕父亲睡过去。哥哥来来回回跑着，一会儿挂号，一会儿按医生吩咐东奔西走，为父亲一项一项做检查。折腾近五个小时，中午一点多钟，才以肺气炎办理好住院手续。
接下来，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办好住院手续就有床铺，当时医生让在走廊里等候病房里的床铺。病房里的人像赶集似的那么多。看着担架上父亲骨瘦如柴的身体、没有血色的脸、臂上输着的液体和鼻孔里插着的氧气袋，听着他费力的喘气声，我胆怯了。如果把老人先放到走廊床上，然后再从走廊床上抬到病房里，我们能对付得了吗？目前，四个急诊科的小伙子用大担架抬，都有些很困难，到时候我们兄妹不专业，一旦没担架，没医护人员帮忙，我们一折腾，老人万一一口气上不来怎么办？我拿出老父亲的伤残军人证，对值班医生说，父亲91岁了，气管炎厉害，禁不起折腾，能不能通融一下，先安排老父亲进病房？原想老父亲南征北战，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最主要年龄大，生命垂危，应该可以得到照顾。值班医生却说，在医院里人人平等，确实没有床铺。我情急之下，打通民政局和人力资源部的电话，希望帮助协调，让父亲少受点折腾。一切都无济于事，父亲呼吸也越来越弱，医生建议去重症监护室，说等有人出院再调配给床位。医生建议，让家属商量。医生说一天四千元钱，不要舍不得等等，我们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姐夫说花多少钱都没有问题。按医生交待的重症监护室的情况：只要病人住进去，家属就清闲了，仪器全部用上；下午三时只允许家属一个人探望，时间半小时；有可能顺利脱险，也有可能不治而去，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哥哥不说话，我看妹妹，妹妹也望着我，我们的决定可能关系着父亲的生死，生死之际，哪个儿女会为父母看病在乎钱？何况我的父亲是军人，看病几乎政府全部承担。沉默，沉默……父亲一直昏迷着。我猛地想起我的婆婆，几年前，进了重症监护室，不到四天，就和我们阴阳相隔。不，不，我和妹妹交换意见后，坚决反对进重症监护室，坚持等病房里的床位。在走廊里，我们姐妹俩对父亲说着话，为他按摩手臂，虽然父亲不能应对，没有发音，但我坚信父亲能感觉到我们都在他的身边。在熟人的帮助下，下午五点父亲终于有了自己的床铺。当天晚上，父亲就喝了点米粥。
夜晚三点，铃声在再起，刚刚迷糊不到两个小时的我，一激灵马上起来。大姐夫说父亲不行了，让我马上到医院。我不敢惊醒爱人，自己骑车前往医院。街上几乎无人，偶尔有辆出租车路过。昏弱的路灯下，我一边祈祷父亲不要有什么事，一边安慰着自己，不要怕，一定要坚强，母亲和我在一起的。到了医院，我走到病床前，看父亲安安静静地睡着，哥哥在床前看着父亲。我摸着父亲的手，把自己的手放在父亲手里，感觉父亲用力握了一下，我惊喜，说：“我来了，没事，没事！”再看心电图，一切正常。值班的护士走到我跟前，让我签字，说父亲病危时，哥哥很不理智，让哥哥送父亲进重症监护室，哥哥不同意，拒绝医院方案治疗等等。我在内心感恩哥哥，又救了老父亲一命。
说也奇怪，那晚之后，父亲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父亲给我讲我小时候的故事，讲自己当年骑马打仗的事，讲邻里乡情。我一到床前，就把自己的手放到父亲的大手里，问今天锻炼了么？这时，父亲就用力握我的手，一下，两下，三下······直到十下，他才停下。我一边赞叹着爸爸的手劲大，一边享受着这握在手里的父女情。
第三天父亲能喝一杯粥，能喝一袋奶，脸色渐渐好多了。
第四天周末，三姐和我、侄子晚上服侍父亲，让两天两夜未曾合眼的哥哥回老家，换洗换洗衣服。晚上七点多，同病房的一位老人，刚吃过晚饭不到半小时，突然离开人世。一晚上，父亲情绪不太好，我说些话，想分散他的注意力，但父亲只问我一句话，走的那个人得的什么病，然后什么都不再说。毕竟是一天住院的，那家儿子、孙子哭，主事的人说如何盖衣服、如何进家门、如何让逝者嘴里含东西等等，我听得清清楚楚，而耳聪的父亲也会听得真真切切。
第五天，父亲不再说话，也不再“锻炼”了，情绪更不好，想出院，要回家，我们兄妹们都不赞成。
第六天，晚上九点多，父亲突然没了意识，大小便弄了一铺。哥哥和大姐夫两人侍候着。过后，大姐夫眼红红的，让我准备寿衣。哥哥目无表情，声音沉重，让我回自己的家。我不敢看哥哥的脸，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服从地离开。当我走出医院，骑车走在路上，风特大，大得像台风那样猛烈，我仰望天空，天阴沉的，似乎能拧出水，我心里喊着：“父亲，请您停下脚步，让我有机会能多陪陪您！”我怕，怕极了，怕父亲的离开，怕父亲不能穿着体面的衣服回终极之家。我下意识地转身来到聊城最好的寿衣店，为我父亲挑选衣服。挑好衣服，用黑色的袋子包裹着，回家。晚上十一点，我悄悄的把寿衣放到楼下汽车后备箱里，平整放好，在楼下稳稳情绪，才无事似的回到家里。身体不好的爱人关切地询问，我说不太好，爱人催我休息。看着爱人疲惫的脸，心里一`阵酸楚，我默默地说：“对不起，是我分身乏术，让你为我受了那么多委屈！”当晚，一晚上我没有敢合眼，眼睛不时看着手机。
第七天，清晨五点，赶到医院，父亲安详地睡着。我把手放到父亲的大手里，父亲只是动动，父女仅有的这点感应，就代表他老人家知道我来了；而我呢，也只是告诉他，我在他的身边。仪器显示心率一直在100以上，医生找我谈话，说老爷子年龄大了，不能说撵你们走，让我们有心理准备。假若老爷子最后一口气上不来的话，到时候抢救时，医生会把肋骨之类的压断，因为老爷子太瘦了。我理智地说，真到那一刻时，让我的老爷子顺其自然，不要受罪即可。其实类似的谈话好几次了，让我们去重症监护室，或是让我们出院回家。哥哥也许不愿意接受现实，因为父亲一直锻炼着身体，自己在家里的院子里来回活动。而到了医院，连喝水，吃饭都成问题，长子的心更累呀。
第八天，我像以往一样，5点多钟就到了医院，当时看到父亲输进去的液体已经渗出来，心里像刀割一样。水，我已经喂不下父亲，更别说饭了。父亲说想我娘了，想回家。上午十点多，我正在班上，大姐夫打来电话，让我速到医院，我一边喊着“父亲不要走，我到了”，一边通知妹妹、侄子。等我们赶到，父亲又撑过来。
第九天，凌晨，父亲已经无法进食了。耐心的妹妹守在床边，为老父亲擦洗身上渗出的水珠；哥哥全天伺候老父亲；姐姐、姐夫们陆续来来往往。医生再次建议让我们回家，在这里已经没有价值。我问有好办法么，多活一天都行。医生说输白蛋白。等买回来时，查房的主治医生说没有什么意义，白蛋白不适合。我说我们明天出院，今天输一瓶，明天一瓶。我的坚持也许感动了医生，让我签上字，准备输白蛋白。他给定好几点出院，然后安排护士给老父亲输液白蛋白，其余的液体也不再用。当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白蛋白上，那是我能把父亲交给母亲的救命草，也就是我能唯一延缓老父亲生命的强心剂，让父亲能活着回家见老母亲的唯一支柱。
第十天、我请假来到医院。陪陪父亲，给父亲洗洗脸，喝点水，替换一下一夜未休息的哥哥，让他到医院外吃些早饭，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哥哥没有去，而是先到医生处，问问父亲回家需要带些什么必备品。医生交代好后，我们分工，有守护父亲的，有买医疗器械的，有订车的，分头行动。
一切安排妥当，120载着父亲、哥哥，我们开车，奔回老家。像来时一样，输着氧，只是不再输液。我在后面，默默地想：母亲，我尽力了，我一定把父亲带到您面前，让您看父亲最后一面。
后续：
父亲出院已有一个多月了，在哥哥、母亲的精心照料下，能坐起来，自己开始吃饭了。整个过程，只想说，生命创造了奇迹，父亲重返人间。起因一半是他自己生命力强；三分是儿女的孝顺和福德，没有让老父亲进重症监护室；二分是医生的功德。命运，是一种因缘巧合。感恩我的亲人，同心同力，让老父亲停下了脚步，陪我们再走一程。
【作者简介】任国琴，女，中共党员，聊城第一届幼师毕业，大学本科，现为光明小学幼儿园园长，一级教师，市级教学能手。从教三十年来，撰写多篇教育论文，个人创编的幼儿游戏儿歌，获得国家级金奖;带领的团队，在全区比赛中年年均获得一等奖。在幼教天地里，喜欢和孩子一起唱歌，做游戏，喜欢喂养小动物，喜欢读书和运动。相信心简单，世界就是一部童话；心善良，人生拥有一路花香。期待让爱多一点，让世界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