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正林墨上尘事
刚来这城，到颇有知名度的石刻公园喝茶。大门上龙飞凤舞的园名书法、园内突兀奇谲的群雕皆没引起我注意，唯有东角的一大片绿荫一下子牵绊住了我。心眼里，没有比盎然草木更能成为永不厌弃的艺术品的。从未见过的高大芭蕉，至少有二三十棵形成茂密的芭蕉林，小水桶大的光洁脚杆上摇曳绿色的瀑片，顶端的如直升机螺旋桨，又比它丰腴，撑起一片幽绿。
就是它了，我说。在石刻公园的云云茶座中，文友们在芭蕉林里坐下来，它成为我们每周的不见不散之地。我的浅见，人的寿命是不能用数字来度量的，在绿色的大扇下我又赫然醒悟，生命的长度和意义原来总是与安静笨拙连在一起的。
这是十年前的事，现在我坐在炙热的窗前，想起那片绿影婆娑。吴承恩用它来为玄奘灭过火焰山的火，我这是否也与五百多年前的文思茬口相接呢。普鲁斯特说，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长久的记忆往往贮藏于朝夕相处的物具、草木和相传的一颦一笑里，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后的有缘人遇见了，深埋的人事又被勾连了出来。如凯尔特人把灵魂贮藏于草木或山石中，有一天某人从那里经过，听见有人唤他的名字，只要应答一声，那个灵魂就复活了。
人需要历经风霜方晓人生的意趣实则不在丰富，始终如一或有大成的可能，时尚叫信仰。但愿老祖宗的许多好东西不要只停留在时尚，因为好的文字是不刻意与时尚沾边的。就像芭蕉，千百年来，或许远不止，现实中亲近它的人并不多，更多的喜欢诗词中的那个镜像。它却从古至今自顾自地在那里，漫长的枯寂就为了把生命的杂芜织成柔弱的芭蕉绿。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写的就是这种真味。那时的芭蕉恰是邻家有女初长成，与夏荷相近而又异质，不管有无人赏识，都在时间的刻度里把这蕉绿于炙日里撑出荫凉来，也总会等来意中人。八百四十多年前的竹山先生就是这样的痴情人，把芭蕉写进了心曲。除了离愁，竟读出少为人知的中庸之道来。与芭蕉比起来，无论定性，还是其他，我们都差远了。如果万物有灵，那它们就是不管环境多么糟糕，都把那隐忍之核深深地护守。
一个初秋，发表了一个麻将题材的中篇后，我去石刻，意欲用古意的雨打芭蕉与现实的筒条相碰挥洒抒情。可是，我独爱的位子，五棵高大芭蕉只剩下了一棵。我问茶老板，谁叫你将芭蕉砍了的?她笑着答，前几天大风吹倒了才砍了的。错怪了她的我轻了声说，我们就是看这片芭蕉林才来你这里的。她笑着说，晓得了，明年我给芭蕉支几根撑竿，像街头的古树样保护，风就吹不倒咯。
我们这些小文人很容易打整的，有这句话就足够了。人大代表身份的我每年都要给城市园林绿化提些建议，诸如行道树的防噪降尘遮阳功能;杂花野草草坪不见得比洋草坪差等，为城市的美丽宜居做些润物细无声的事情。
七月的一个傍晚，大雨滂沱，应邀去蒙山街的空山茶语，引我进门的网媒记者小卢示意在门边坐下，等茶老板———一位年轻的女作家与我一起看他为我们设计的访谈方案。我却固执地往前走，是嫌门边过往人多嘈杂，还是自我对于风水的独好，一时真说不清。径直走进曲里拐弯的茶吧深处，临窗的一张长条本色木桌，两把安静的麻灰色布面木椅一下子就定住了我。坐下了，听见窗外大珠小珠，玻璃上影影绰绰，恍惚有宋代的女词人在抚琴。偏过头去，简直不敢相信，似曾相识的大叶闪亮摇曳，恍若梦境。近前，一棵大芭蕉高耸在小二楼合围的小隔离里，类似于过去四合院的小天井。独独一棵，宛若仙子，片压壳，壳抱干，从底楼的沃土一路挺拔，高过了二楼楼顶;经过雨水洗涤的叶片特别干净，新绿绿，莹澈澈，搭眼就爽心。
茶老板过来了，我就谈到了这棵芭蕉，有些动情，说小卢叫我坐外面，我却直端端走进了这里，不枉多走了一截。她说，这也是她日常坐班之地，茶楼里最好的地方，许多灵感就是在这里萌发的。至于那棵芭蕉，是她从千里之外的合川老家带来的。原来是这样，我重重地哦了一声。
（本文发表在《文学报》2017年9月7日，经作者钟正林先生授权《墨安闲语》微刊推送。）
钟正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