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伦的另一面》就是标准的“创作歌手”风格，只是因为那时只有他一个人在这样做，没有形成风湖。七十年代初这股“创作歌手”热的出现与美国那时的风气很有关系。在经历了六十年代的疯狂之后，许多人突然发现那个曾经很吸引人的“爱之夏”留给他们的却是孤独的单身生活，美国的离婚率在1969至1974年这五年里上升了近一倍，就是明证。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得到份只属于自己的爱情。在这样的环境里，“创作歌手”们所写的那些有关爱情和友情的歌曲自然得到了许多人的共鸣。另外，正如前文所说，许多“创作歌手”都是属于漂亮而又富有的大众情人，他们的个人生活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听众关心的话题，尤其是以泰勒为主线的这个关系网，更是吸引了很多人的视线。这批歌手的个人生活又都局限在音乐家这个小圈子内，互相间都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爱好绯闻的娱记们热衷报道的对象。他们所写的那些暴露个人隐私的歌曲之所以吸引了许多听众的注意，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现在回过头来再听那时的流行唱片，我们会发现，真正能在今天仍然富有生命力的歌曲唱的都是一些普适的主题，那些当年热门的“隐私歌曲”现在恐怕已经没有人会去听了。这一点倒是引申出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到底什么是“艺术”的评判标准?自迪伦以后，“个性”一词在音乐界被滥用了。在许多乐评人的眼里，似乎只有“富有个性”的东西才是好的，才可称为艺术。在笔者看来，“忠实地表现自己”是对一个艺术家的起码的要求，而只有那些表现了某种“共性”的东西才可称之为好的艺术。这当然不是说好的作品必须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但“和寡”也绝不应该成为“曲高”的唯一标准。一件艺术作品的价值应该由时间来做出最后的判断。那些流传下来的古老的民歌大都是毫无个性的，它们唱的都是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或者干脆就是一些不设第人称的叙事歌曲，创造者的名字根本不重要，而且许多歌曲的原作者都没人知道了。这些优秀的民歌之所以流传到今天，绝不是因为其创造者如何坚持了个性，而是因为它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也因此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在七十年代的那些创作歌手当中，有许多人的灵感和创造力完全来自个人的感情生活，局限于演艺圈这个小圈子内，这样的创作方式是不能长久的。而且，这种以牺牲歌手个人隐私为代价的创作方式最终会对歌手本身造成伤害。泰勒和卡利婚后的作品明显不如过去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相对平静的生活再也无法提供好的素材了。虽然大众对两人的隐私依然十分热衷，两人的唱片也因此仍然热卖，但能传世的作品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婚后不久泰勒又重新开始吸毒，而卡利则在沉寂了几年之后又开始“活跃起来”。这一次她看上的是比自己小很多的迪斯科明星约喲·特拉沃尔塔(JohnTravolta)，两人的偷情终于让泰勒受不了了，1982年他们离了婚。卡利的演唱生涯从此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而泰勒却终于在1997年出版了一张口碑相当不错的专辑《沙漏》(Hourglass)，并为他赢得了一座格莱美奖杯。
米切尔的情况和泰勒有些类似。七十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她的私生活比她的唱片更能引起公众的注意。《滚石》杂志把她评为1972年度的“最佳情人”，还在一幅漫画中把她和许多大牌男明星联系在一起，暗示米切尔的私生活十分随便。大概是为了自圆其说，在米切尔出版了那张大暴隐私的唱片《蓝色》之后，《滚石》杂志是其最起劲儿的鼓吹者。“最佳情人”事件之后，米切尔和《滚石》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直到若干年以后她才终于同意允许《滚石》的记者卡梅伦·克罗采访她。她在那次采访中曾对克罗承认，和那些富有才华的音乐人分手之后她曾经非常痛苦，但她绝不后悔，因为她从没有欺骗谁，而是向每一个恋人都付出了真实的感情。直到现在她同那些旧情人都保持着非常好的朋友关系。
《蓝色》之后的那张专辑名叫《献给玫瑰》( For the roses)，专辑封套内有一张米切尔面朝大海的全裸照片，拍得相当美。专辑中的歌曲仍然带有许多自传的因素，但音色上明显地开始向流行方向靠拢。之后，米切尔又转向了爵士乐，并于1974年出版了一张爵士味很浓的唱片《求爱》( Court and Spark)，里面自传性质的歌曲大为减少。这张专辑在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上最高曾达到第二名，并为她赢得了一项格莱美最佳编配奖。在这之后米切尔又出版了十几张专辑，但都远不如她以前的唱片成功。但在1994年，米切尔又出版了一张出色的专辑，名叫《疯狂的蓝色》( Turbulent indigo)，使她又一次站在了格莱美的领奖台上，这一次她领的是最重要的大奖之一:
“最佳流行音乐奖”( Best Pop Album)。和泰勒一样，两人的歌唱生涯都来了一次小小的复兴。相比之下，那个来自英国的“猫”的结局却很不寻常。就在史蒂文斯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有一次他去洛杉矶海边游泳，被海浪卷向大海的方向。已经精疲力竭的他开始祈祷，结果居然不知从哪里出现了一股暗流，把他冲回了岸边。从此史蒂文斯就决定信奉上帝，并在哥哥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古兰经》。七十年代末期，史蒂文斯突然向公众宣布皈依伊斯兰教，改名尤素福伊斯兰( Yusuf Islam)，并彻底放弃了演唱事业。他当年的经纪人曾经对记者说，史蒂文斯当初玩弄了太多的女人，内心一直十分不安。后来他终于良心发现，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只有彻底信奉上帝才能洗清罪过。信教后的“猫”花费了大量精力研究《古兰经》，并积极地投身于和贫穷的斗争中。在那个写出《撒旦诗篇》的英国作家拉什迪被霍梅尼宣判死刑的时候，“猫”站在了伊斯兰教的一边，可据说后来他又改变了立场，这是题外话
以上就是七十年代初期几个著名的创作歌手的故事。你可以说这些歌曲反映的只是一批富裕的孩子吃饱了饭之后无聊的感情游戏，但这些歌手也是人，也有权力表达自己的痛苦。当这些痛苦正好和大众的感情产生共鸣时，这种感情便不再肤浅了，甚至还从中诞生出一种新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