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老父亲
文/夏青山
父亲生于一九三八年农历正月初九。父亲是爷爷奶奶的第三个孩子，上有大姑和伯父，后来又有了二姑三叔和小姑，共兄弟姐妹六个。
爷爷年轻时是走江湖的生意人，靠一根扁担把生意挑到了济宁州南阳岛，把自家的蜂蜜挑到湖上换回干鱼干虾再挑到集市上去卖，虽不富裕，但日子还算过得去。爷爷的六个儿女中除了大姑二姑没读过书，其余四个都是高小文化。大爷父亲和三叔的算盘在村里响当当的硬，都当过会计。
听父亲说，他十七岁时就当了会计，十八岁时在枣庄矿上干电工，二十岁时又去了东北抚顺的机械厂当工人。
六十年代中期返回家乡，在公社邮电局干话务员，又后来回到大队管实验田，修理八个生产队的柴油机，再后来就到了包田到户……
四十岁以前的父亲职场不顺，他是个智商高聪明懂技术的工人，为什么在工作上节节败退，一直退到了生产队。其中有个最主要的原因，政审过不了关。因我母亲身世（地主）不好，受到了牵连。虽然如此，但我没听父亲抱怨过一次。
由公社回到生产队后父亲经常在田间地头修水泵、修柴油机。拆卸、清洗、换零件、组装每个环节父亲干的都认认真真，每当柴油机喷着黑烟嗷嗷叫地时候大人们脸上都露出了点赞的笑容。这些修机器的场景深深地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生产队时，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在实验田里播种、浇水、施肥、锄草，而我就在树荫下逮水牛捉蚂蚱......
二三十亩地的实验田成了我的游乐园，追野兔撵山鸡扑麻雀玩的不亦乐乎。实验田里有五间土坯墙的大瓦房，有一个老爷爷喂着两头黄牛常年驻守在这老屋里。屋前的院子是个光滑放亮的打麦场，麦场的四周是遮天蔽日的槐树、杨树、梧桐树。鸟儿在树上做窝孵化，喂养着自己的孩子们一批批的长大又飞走。
实验田里有五六个大人，只有我一个小孩，我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经常领着我下地，也许那时的我是个跟屁虫吧，至于为什么已经不记得了。
八零年，我家从那三间土坯屋搬到了新建的四间红砖外皮土坯内墙的瓦房居住。盖房子是个大工程，乡里乡亲来帮忙，那时候虽不要工钱但管饭也会把家底掏空。房子盖完时，家里已经没有一粒米下锅了。眼看就要挨饿了，一向要面子的父亲放下尊严沿街叫卖，卖起了馓子。等叫卖一天的父亲回到家时，听着嗓子沙哑的父亲，母亲流泪了。
炸了两年馓子的母亲带动了全村十几家，俺村又成了旱烟村、馓子村。
除了栽烟卖馓子，我家的绝活要属从爷爷那里传授下来的火土炕孵化小鸡。每年开春到芒种是孵化的季节。孵化更是个技术活一般人不敢干，火候温度很难撑控。热了不行凉了不中，二十一天出鸡晚半天都不行，出不来憋死了叫坏窝子。搭伙的买卖责任谁承担，父亲干这一行十几年从没出过差错。
开鸡房是季节性的生意，在俺家的影响下，俺村的鸡房又发展了十多家。
八九年以后，父亲由孵化转为养鸡，我家又成了养鸡专业户，从我上班结婚后，父母总算才能停下来喘口气享几天福。
父亲不抽烟爱喝酒。八十年代生活虽不富裕，但也没间断过喝酒，饭前三两酒啥也不耽误。虽爱喝酒，但从不贪杯，走亲戚串朋友也很少喝多。他常对哥哥和我说，要想喝酒在家喝，在外边不要喝。他考虑的是醉酒失态让人笑话看不起。
父亲比母亲大两岁，母亲在六十三岁时因脑溢血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她走的是那样匆忙，没有给我们一天尽孝的机会。母亲的离世，伤害最大的是父亲，好久的一段时间父亲才从悲痛中走出来。
父亲七十三岁时患上了胃癌，两年后，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七离世。最令人心痛的是离世前的一个月，父亲已拒绝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
父亲一生爱干净，从卧床不起到咽气拒绝用食，他怕产生大便弄脏了身子。到咽气的那一天头脑都是清醒的，小便时都招呼身边的哥哥和我拿尿壶，一次都没有弄湿过床单。
父亲病前的体重是一百八十多斤，到咽气时已瘦的皮包骨头不足一百斤。他几乎是耗尽了全身的体力与病魔斗争。虽然是这样，他走的也是那样安祥，从没有让人看见有痛苦的表情和呻吟声。癌症能夺走他的生命，但没有夺走他的尊严。
父亲能在他出生的地方归于土地，叶落归根，也算得上生命的圆满。
父亲，是我久久不敢动笔的回忆，但忍着心疼也要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