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仙档案----
马金仙，女，山东省庆云县人，1931年10月生，中共党员。1947年8月参加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历任教导旅卫生部看护、独6旅休养所护士、第6师医院药房调剂，进疆后担任过农5团（原17团）卫生队药房司药、农2师医院政治协理员、兵团第三中学书记、农1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阿克苏地委组织部组织组长，1979年离休。
漫话当年
（一）
《漫话当年》是我老伴杨有才晚年写的回忆录的书名，我今天引用过来，实在是有很多复杂的情感在里面。
1931年10月，我出生在山东省庆云县黄花马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马洪文认为农民不能没文化，就在村里办学校，自己当校董。哥哥马英麟早年就参加了革命，1933年入党，抗战爆发后，回村当抗日村长，后来又到区上、县上工作，1949年随军南下，“文革”时被迫害致死，平反后被追认为烈士。我们全家都受他的影响，思想进步，向往革命。二姐马金义是我们村第一任姊妹团团长，她结婚后我接替她是村里第二任姊妹团团长。姊妹团的任务，就是组织女孩子们唱歌、学队列、站岗、放哨。也站文化岗，不认识的人不让进村，到了村口，你得学个字，学会了才让你进去，否则不让进。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鬼子在县城设了据点，要所有学校都教日文，父亲坚决不干，就把学校关闭了，组织起村民搞武装自卫。我和二姐到了上学年龄，村里却没有了学校，只能是在家里跟着父亲和哥哥学些文化。
（二）
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从阳信迁到庆云县，旅部设在常家的天主教堂，附近十来里的村子都驻了兵，2团1营副营长王汝洲就住在我们家。我说要当兵时，母亲竟然没反对。
之前我见过两次女兵，一次是2团宣传队到村里演节目，一次是教导旅政治部的女兵们，从常家到任家背粮食路过我们村。她们穿着黄色的军装，打着绑腿，是那么英俊潇洒，就心生羡慕，有了要当兵的想法。我的心跟着她们飞走了。我找到王汝洲副营长，吞吞吐吐说出自己想当兵，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兴奋得几天都睡不好觉。其实，那时部队很愿意招女兵，你只要想来，部队就同意，部队上特别需要女兵啊。
（马金仙与同村战友马玉桂）
1947年8月，我来到渤海军区教导旅旅部所在地常家报到。村里与我一同参军的还有马玉桂，她比我大几个月，叫我姑姑。我被分在旅卫生部护士排6班当看护，住在刘华张村（现在的东张村）。
一个16岁的农村女孩子，就这样告别了父母和家乡，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踏上了漫漫人生路。
（三）
1947年10月，部队以“野外大练兵”的名义向西出发，11月份，到达河北武安，由华东野战军回归西北野战军建制，番号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6旅，原所属1、2、3团，依次改为16、17、18团。陈毅、滕代远、王震等首长参加了交接仪式。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后，独立第6旅又改为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第6师。
西进途中，我们急行军来到河北吴桥时，被安置在老乡家里。老乡煮了一大盆地瓜放在外屋锅台上，那时我们几个女孩子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解得少，禁不住地瓜香味的诱惑，一会儿这个出去拿一块，一会儿那个出去捏一块，觉得煮地瓜真香真甜啊！当地妇联不知怎么知道了，又煮了一大盆地瓜送过来，让我们吃了个够。这事后来被卫生部领导知道了，我们几个人都挨了批评。
行军到山西时，看见当地老百姓的房子构造与我们山东老家的不一样，感到很新鲜。那里老乡对我们也非常好，说这么小的女娃也出来打仗，受罪了，拿出好多好吃的东西给我们。我们有了上次的教训，哪还敢接受？但你如果不要，老乡就着急，把东西倒在我们炕上转身就走。我们这些刚离开爹娘的女孩子，心里热乎乎的，感觉就像到了家一样。
那时做军鞋有要求，鞋底要纳得密实，针脚的数量要够，这样做的鞋结实但穿起来不舒服，咯得脚疼。老乡看到我们女孩子穿这种鞋太遭罪，就给我们做了几双软底的鞋，我们穿在脚上特别舒服，打心眼里感激这些老乡。
（四）
部队在到达山西运城之前是以行军为主，每天走三五十里、七八十里，后来增加到百十里路。开始感觉很累很疲劳，很不适应，甚至暗暗抱怨，到慢慢适应、习惯。行进中发生了一件事情，说出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们卫生部突然跟国民党的部队正面遭遇了。狭窄的路上，我们由东南向西北方向行进，敌方由西南向东北方向行进，那才是真正的狭路相逢呐。怎么办？部队很快传来口令：任何人不准出声。我们就前面的人传给后面的人：不准出声。大家都不出声。敌人也不出声。天黑，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只要动手，双方必定都有伤亡。但是我能看清敌人背的什么武器，而我们是非战斗部队，没有武器。不知双方是怎么“协调”的，我们走过去一个战士，他们也走过来一个士兵，就这样，像穿花儿一样，你过一个，我过一个……不久，部队很快消失在密林中。后来我就想啊，那次真是太悬了！如果当时有一个人发出声音，敌人就能发现我们是女兵，由此判断出我们的战斗力不强，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当时我们卫生部有六个班，其中有两个班是女兵。
运安战役后，部队休整了两三天，这时组织上说，凡是有对象的可以抓紧时间结婚。我就和爱人杨有才结婚了。结婚第二天，就去打临汾。在去打临汾的路上，部队一天急行军90多里，速度很快，中间也没有休息，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情况，女同志体力不行，大部分人都掉队了。到了宿营地，领导一看这个情况就做出决定，用缴获的六轮卡车，把女兵全部送回休养所。
我记得汽车到了休养所所在的村子时是下午，晚饭都准备了，还没有吃，就传来消息，说是从安邑突围出来的敌人，向这个村子方向过来了，马上转移伤员。晚饭是不能吃了，大家马上转移。因为休养所除了护士就是伤员，是没有战斗力的。天黑时，又传来消息说，敌人就在我们所在村子的前面过。我们就在村子里就地隐蔽，等敌人过去后才开始走，我们出了村就直接进山了。
因为天黑，又是山路，我们走路特别小心，人与人挨得很近，根本看不见路，只能看前面人的影子。如果前面的人向左歪一下，后面的人就赶紧向右走，反之亦然。有一辆拉着伤员的马车，在拐弯时掉到山沟里去了，根本没办法抢救。
天快亮时，我们到了一个村子，确信已经摆脱了敌人，就进村，划房子，一般情况是一个班住到一家。我被分到的老百姓家，敞着门，但人已经逃出去了。当时人们都饿坏了，看见厨房里挂了个筐子，我们知道是干粮筐，摘下筐子抓起干粮就吃。这回懂得纪律了，吃完干粮，给老百姓留下了钱。那一晚行军相当紧张，真是逃命似的紧张，就是跟敌人正面遭遇的那一晚都没有这么紧张过，因为那会儿我们事先并不知情。
（五）
瓦子街战役之前，我去医训队学习了三个月，主要内容有外科换药、包扎和照顾伤员等，回来后去了休养所当护士。休养所是救治伤员的过渡场所。战场上抢救伤员是卫生部护士排，都是男护士，他们把伤员抢救下来后，我们休养所的护士再包扎、护理，重伤员要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六）
我跟杨有才的认识非常有意思。我刚参军不久的一天，旅长张仲瀚和宣传队在常家教堂演出京剧《四进士》，我看戏时没穿军装，穿的是家里织的那种黄白线格子上衣、黑裤子。旅参谋长刘鹏看见了就问我，你这个女兵，为何不穿军装？当时的军纪，不穿军装是不允许的。此前我的班长杨冠秀曾批评过我，可我没听她的。我就对刘鹏说，别人的军装是黄色的，很亮，我的军装发暗，乌乌的，不好看，不愿意穿。刘鹏一听就乐了，杨有才正好坐在旁边，他就说，杨有才，你带这个女兵到供给部去领一套好看的军装。当时，供给部在常家村，卫生部在东张村，于是我和杨有才先到东张村拿上衣服，然后又回到常家村换军装，再返回教堂看戏。他比我大，一路上主动问这问那，两个人自然就有话说了。
我是1948年元月结的婚，参谋长刘鹏给批了个条子。我和杨有才因参谋长而认识，他自然就成了我们俩的红娘。当天一同结婚的，还有李玉英，李世训。三个人的爱人都在司令部，都是科长。结婚第二天，便出发打临汾了。这就是战争年代军人的婚礼。
（七）
老伴杨有才是云南武定人，1917年生人，是个孤儿，给地主老财做长工，受尽了苦难。1936年4月参加红军，当年就入了党。他经历过长征、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大练兵运动以及南下北返、中原突围、延安保卫战和山东扩军。在延安时，是有名的“神枪手”。在庆云扩军时，是司令部通讯科的科长。
1958年，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当时，毛主席号召全民皆兵，北京除正规军以外，要成立民兵组织。杨有才与兵团同去的几个人向校党委建议，在人民大学成立民兵师，这个建议得到学校赞同，学校向中央报告，中央很支持，中国人民大学的民兵师就诞生了。很快，北大、清华等大学也建起了民兵师。每个大学派出一个民兵团，成立了首都第一民兵师，杨有才被任命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当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及中央领导人的检阅。
（八）
1949年10月，我是坐着苏联的运输机进的新疆，比我们6师还要早。那时我们与苏联的关系非常好，驾驶员也是苏联人。因为是第一次坐飞机，我登上飞机就想进驾驶室，驾驶员开始一愣，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很友好地哈哈大笑起来。
进疆后部队驻扎在焉耆，6师师部接收了国民党起义军的一个医院，我分在医院药房当调剂。1952年，杨有才到八一农学院学习，我也跟着去了八一农学院。一年后杨有才学习结束回来，任命为6师17团团长，我被分到团卫生队药房当司药，直到1954年部队集体转业。
1956年兵团开发塔里木。那时的塔里木一片荒漠，含盐轻的地方，稀稀拉拉长着芨芨草、红柳棵、铃铛刺、罗布麻、苦豆子，沼泽里长着芦苇和胖姑娘草。之所以要开发塔里木，是因为那里有一条孔雀河，但孔雀河上没有桥，之前过河经常淹死人。夏天蚊子多得不能解手，夜里蚊子能把人给吃了。兵团的战士们住地窝子，吃盐水煮青菜。虽然条件艰苦，开发任务又重，但是战士们没有一个叫苦后退的。
杨有才对我讲，那天师长刘克明、政委阳焕生把他招到师部，巴州的州委书记郭敬亭、行署专员巴吾东也在场。阳焕生对他说：“杨有才，我们要在塔里木建设第一个标准化的国营农场，它是我师向塔里木进军的桥头堡，也是全面开发塔里木的物资中转站，事关全局，任重道远。你是八一农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又有建设农5团的经验，师党委决定把建场的重担交给你了。”
老杨二话没说，带着战士们开进了茫茫戈壁滩。他先分到工程处，负责建桥。孔雀河上当年就架起了大桥，彻底解决了当地居民和兵团官兵出行难问题，结束了当地牧民出行祖祖辈辈乘“卡盆”（用空心胡杨木凿成的独木舟）的历史。然后是开荒。此后的几年里，他带领全团官兵在荒洼地里开垦耕种，每天起早带晚，荒漠里人山人海，坎土曼满天飞，三角筐、抬笆子满地跑。条田、粮棉、道路、林带很快取代了那些芨芨草红柳棵胖姑娘草等，覆盖了荒漠和沼泽地。到1959年，戈壁沙漠变成了良田绿洲，全场耕种面积达到11万多亩，上缴利润64万元。
“文革”时，杨有才被打成罗瑞卿分子，靠边站了。当时兵团的民兵训练搞得很好，杨有才是民兵训练处处长，专门负责训练民兵，被人说成是不讲政治。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么是非颠倒。几年后被“解放”，调阿克苏农1师任副师长。兵团撤销以后，任阿克苏地委副书记，1988年8月在兵团副参谋长位上离休。1995年，他出版了回忆录《漫话当年》。2000年逝世。
我改行后，开始在兵团第三中学任书记，1970年到农1师政治部组织科任干事，还在农1师机关托儿所任过政治指导员。1974年起，任阿克苏地委组织部组织组组长，1979年离休，全家到了乌鲁木齐。
（九）
我有三个孩子，还养了杨有才的一个侄子。孩子们工作都很认真，干得不错，没有一个给组织添过麻烦。我很知足。
我离家70多年，回过四次老家，算是比较幸运的。1956年第一次回老家，是跟田毅一起回去的。当时父亲已经去世，面对少了父亲的家，我难过得心都碎了。第二次回去是2001年，母亲也离开了人世，家根本就不叫家了。2015年第三次回老家，2017年被邀请回去参加渤海军区教导旅建旅70周年纪念活动。后两次回去，感到家乡的变化真是日新月异啊！马路宽，楼群高，城市美，农村干净漂亮，公路四通八达，人民生活富裕，领导亲民爱民，正气十足。在家的那几天，我始终很激动很兴奋，我为家乡的父老乡亲自豪！我祝愿我的家乡越来越美，我的乡亲们生活得越来越美好！
我参军离开故乡时，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风风雨雨70多年过去，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当年怀着美好的愿望走进部队，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屯垦戍边，无怨无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虽然平平淡淡，普普通通，但我过得很充实、很踏实，不后悔。渤海军区教导旅建旅60周年时，我曾经有感而发，写了几句顺口溜，献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2师（渤海军区教导旅前身）第一代军垦人：
入伍时还是儿郎
沙场上越战越强
打败了蒋家军建立新中国
奉命屯垦戍边
更重大责任担在了肩上
沙浪滚滚
戈壁茫茫
万古荒原变成了米粮仓
流了多少血汗
付出了多少艰辛
功高好比天山
却从没听见你们对人讲
不讲条件
默默奉献
你们是山东人的光荣
后来人的榜样
（马金仙口述，刘月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