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让我简单说吧。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信仰危机?
呃……我想是一个策略的危机而不是信仰的危机。我是说，带着一个电视台上路，每天花25万美元可不只是激动，(笑)那更多是担忧!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在烧钱，那是一把由我们的虚荣心点起的篝火。但我们至少把钱花在了歌迷身上，我们为了一个艺术项目而冒着破产的风险。
但在真正的意义上讲你难道不是已经停止试图改变世界了吗?人们可不会把艺术项目和U2联系在一起
哦，你应该把艺术和我们联系起来，因为它们是一体，这既是一个商业项目，也是一个精神上的项目，还是一个政治化的项目。我们仍然相信摇滚歌星有两种本能:他想要改变世界，还有就是他想要玩得开心。如果他能同时做到这两点，这就是该走的路。但虽然我们有许多有趣的，艺术化的想法在我们昂贵的巨型电视机周围闪耀，“动物园电视”的主体还是很激进的。那时正在围攻萨拉热窝，我们在演唱会里一直在转播这一事件
是的。我觉得有点不公平。你们那时仍然在用这样的操作方式。但这就是我的问题。这些都只是一种操作方式。
光有良心是不够的，在90年代你必须学着聪明。我们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在寻找一些很难弄的并置，就是那种你在观念艺术里会看到的东西。这会令人感到不舒服。因为这就是电视的特点—你可以这一秒还在看麦当劳的广告，下一秒就转到非洲了。而这种对生活图像精神分裂式的频道切换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一部分。我们的武器库里需要新的武器。这就是“动物园电视”，我们把它叫做柔道。我们以前谈到过这个吗?
是的，用敌人的力量来保护你自己。到底是什么让你要保护自己?
媒体中的夸张模仿。我们已经被简化成线条了，没有明暗变化的线条。我们都看上去很天真。是的，这就是那个时期的状况。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信仰危机，不。我们只是想为旧的理想主义找一个新的表现方式。
但你在你个人生活里没有经历过一阵怀疑吗?我有种感觉你那时有一点迷失了
恰恰相反，我那时正经历了一种自我开放的过程。(笑)政治局正在从冰冻中走出来。
同样的那几年，顺便说一句:1989~1990。
我知道。当然我那时躺在勃列日涅夫的床上，一定就是从那时起一切都开始发生了。我告诉过你，没有吗?我从阿姆哈拉( Amhara)①的帐篷转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床上
我不记得勃列日涅夫的故事了。
我们那时在录制《注意，宝贝》，我们飞到柏林的那一天是东西柏林分隔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旅行经理，丹尼斯·西汉(DennisSheehan)为我们找到了为过去苏联领导人来访时准备的宾馆。我碰巧睡在勃列日涅夫的房间里。真好笑!这是一间棕色的房间。我能记得的就是到处都是棕色，每样东西上都有一个很大的球形把手，甚至在立体声系统上也是。如果我以前没跟你说过这事，那是对的。回到柏林的经历会把我们的话题岔开，但如果你想要听的话，我就说一下，因为我们住在这幢房子里时发生了一些最了不起的事。我们到那儿的第一晚当地有许多庆祝活动。
哦是的。你加入了错误的队伍，你和那些反对推倒柏林墙的示威人群在一起。这样的事发生在你身上并不让我觉得惊讶。(笑)
那有多完美?U2在放松。我们想要加入游行，找点乐子，庆祝一下。我们往四处看，我们说:“这些人，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找乐子，是吗?”我们听说过德国啤酒馆的逸事，我们想。这可不像是我们听说过的柏林人……然后我们就发现:“哦!这些人在抗议推倒柏林墙。他们是死硬分子。”这真是张很棒的照片，不是吗?“U2抗议推倒柏林墙。”
链接：《波诺谈波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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