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从沙皇俄国留下来的大批资产阶级文人中，有一部分因为不理解或仇视苏维埃政权，流亡国外，成了“侨民作家”，另外有些人虽留在苏联国内，继续进行文学活动，但他们长期坚持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艺术立场，把自己牢牢禁锢在艺术的“象牙之塔”中他们的创作始终与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格格不入。帕斯捷纳克就是这后一种人的一个代表
鲍利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纳克EopHc JIeoHHIOBHy IlacTepHaK， 1890-1960)身于莫斯科一个远离革命和进步思潮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个有名的画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母亲擅长钢琴。一九一三年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帕斯捷纳克到德国攻读哲学。由于从小家庭环境的薰陶及后来长期所受教育的结果，他对文学艺术有强烈的爱好，同时又为哲学所吸引，受唯心主义美学影响很深。
帕斯捷纳克在中学生时代就开始写诗，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爆发前，已出版两部抒情诗集，即《云中的双生子》(1914)和《在街垒上》(1916)。被收在这两部作品中的多数诗篇，内容主要是抒发诗人对诸如生与死和爱情等问题的个人感受。此外，在这些诗歌中还明显地反映出作者对艺术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他反复强调，艺术是纯粹个人感情的领域，艺术家只能凭主观想象进行创作，认为任何理智都是同艺术创作不相容的。这些诗通过离奇的联想、令人难以捉摸的辞句搭配，着力表现孤独的、与世隔绝的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明显的象征主义和未来派的特征。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帕斯捷纳克在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图书馆任职，和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较密切的往来。在后者的影响下，他于一九二六年写成长诗《施密特中尉》，紧接着第二年又发表长诗《一九○五年》。在这两部长诗中，诗人开始面对现实。《施密特中尉》力图表现一个献身人民革命的正面主人公;(九O五年》比较正面地反映了革命历史事件。但是这种转机在帕斯捷纳克的创作道路上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他并没有抛弃自己原来的资产阶级哲学美学观点。相反，随着二十年代末苏联开始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他却变得愈来愈消沉、悲观。他十分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是同艺术、个性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意味着个性和艺术的毁灭。一九三O年，他写了《诗人之死》一诗，荒唐地把马雅可夫斯基的逝世同普希金之死相比较。作者毫无根据地宣称马雅可夫斯基是被革命、被社会主义害死的，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
帕斯捷纳克的资产阶级哲学美学观点及消极、悲观的诗歌创作倾向，当时曾遭到高尔基、卢纳察尔斯基等的严辞批判。但他拒不接受。一九三二年，他的又一部抒情诗集《重生》出版了。这部诗集表面上虽多取材于现实的革命斗争内容却是强调革命的悲剧性”。诗人着重描写为革命牺牲幸福的个人的悲剧命运，认为生活在革命时代的人的生命只不过是“难免要被烧成灰烬的燃料”突出渲染“社会主义同个性的矛盾”、“接受社会主义是一种牺牲”的资产阶级偏见。这些诗多数都充满悲观厌世和十分阴郁的情调。
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是“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帕斯捷纳克却依然故我，无动于衷。在人类两种命运进行着生死搏斗的一九四三年，他写成诗集《在早班车上》收在这部诗集中的许多作品表明，他继续完全沉醉在个人主义的诗歌形象中，一个劲儿地嚷嚷:“这个世界—忘记它!”
卫国战争结束后，帕斯捷纳克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沉默。赫鲁晓夫上台后帕斯捷纳克写成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7)，对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放肆的攻击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一八年。十月革命后，原来在沙皇军队中服务的军医日瓦戈携家离开“阴沉饥饿、黑暗的莫斯科”，前往乌拉尔寻求安逸，不久遭红军游击队“绑架”，被迫给红军伤员治病。后来他历尽千辛万苦，逃回莫斯科结果是妻离子散，贫病交迫，最后心脏病发作倒毙街头。作者在以十分赞赏、同情的笔触描写主人公的辛酸经历的同时，还借主人公的嘴，攻击革命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野心”或“证实某种意识形态”胡说马列主义“不算一门科学”、“远远脱离现实”，革命“不能代表真理”，说什么“真理只能在人的内心中找到”。在帕斯捷纳克的笔下，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竟然成了“无法挽救的灾难”。作者还说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好比“失去控制的机器，出了轨的火车”，那里所发生的“都是罪恶”。
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结构混乱，内容露骨也反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当时苏联的《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拒绝发表。帕斯捷纳克不久就把手稿寄到国外出版结果，小说成了资产阶级评论界攻击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炮弹。
一九五八年，苏联作家协会开会决定开除作者的作协会籍。
瑞典科学院一九五八年决定授予帕斯捷纳克以诺贝尔文学奖金，说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伟大叙事诗传统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由于广大苏联人民和许多作家的反对、抗议，帕斯捷纳克最后决定拒绝领奖。
帕斯捷纳克于一九六○年在莫斯科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