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 HAKOah ArekceeBr HeKpacoB，1821-1878)是第一个以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痛苦命运为创作主题，从而使诗歌接近人民而深受人民爱戴的俄罗斯诗人。他生于贵族家庭，童年在雅罗斯拉夫尔省格列什涅沃村他父亲的田庄里度过。这个地方是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必经之路，是条“被无数的脚镣磨平了的”道路同时又是伏尔加河的河岸，河上纤夫们非人的劳动情景，他们的呻吟和痛苦的歌声毕生都铭刻在涅克拉索夫的心灵上，构成了涅克拉索夫诗歌的愤懑和抗议的基调。
涅克拉索夫上中学的时候就酷爱诗歌，一心要在诗歌创作上有所成就当他十七岁的时候，由于违背了父亲让他在彼得堡进武备中学的旨意而被断绝了一切物质供给。此后他不得不忍受贫困的折磨，靠自己日夜帮别人抄抄写写做“文学界的短工”和偶尔得到的微薄稿酬维持生活。他的“青春的年代”是“在劳动的重压下”度过的。一八四○年，他少年时代的诗作《幻想和声音》问世，从此跨进文学界的大门。一八四一年涅克拉索夫与别林斯基相识，此后在别林斯基的指导和帮助下，他日益发挥出自己非凡的诗歌天才。一八四七年，他成为具有先进思想传统的《现代人》杂志的编辑，从此，这个杂志便成为当时俄罗斯最优秀的人物阐述先进思想的讲坛。屠格涅夫、赫尔岑、托尔斯泰的小说，涅克拉索夫本人的诗歌以及别林斯基的出色的论文相继刊载出来。
杂志的影响不断扩大，致使反动当局把涅克拉索夫看作“狂妄的共产主义者”，说他“为革命拼命地呼号”因而涅克拉索夫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
别林斯基逝世后，涅克拉索夫在五十年代与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一起编辑现代人》，他们由于立场、观点的一致而结成了亲密的战斗友谊。六十年代，杜勃罗留波夫去世，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但涅克拉索夫仍然千方百计地同审查制度周旋，力图维护《现代人)杂志的进步传统。当六十年代中期反动势力空前猖獗的时候涅克拉索夫为了使《现代人》免遭打击而错误地寄希望于当时掌握大权的穆拉维约夫伯爵，一度同他妥协。他后来为自己的这一罪过”深表忏悔，并为此而感到羞愧。《现代人》于一八在七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坛上用《祖国纪事》杂志来代替(现代人)，使它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当时俄罗斯所有的进步人士都把《祖国纪事》视为自己的机关刊物
涅克拉索夫在致力于《现代人》和《祖国纪事》编辑工作的同时，还创作了系列不朽的诗箱。“你可以不做一个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诗人和公民》，1856)—这一著名的诗句体现了诗人面向人民、为人民而创作的主张和决心。他把新的主题和新的形象带进了俄罗斯文学之中。在《祖国》(1846)、《夜里我乘车在黑暗的街上走》1847)、《在大门旁沉思》(1858)、《铁路》(1864)和叙事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等作品里，诗人描述了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痛苦和悲惨的命运。在《怀念杜勃罗留波夫》(1864)、《祖父》(1870)等诗里他塑造了一系列十二月党人、革命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而在长诗《俄罗斯妇女》(1871-72)中则歌颂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
涅克拉索夫的创作渗透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平民知识分子和下层人民都在涅克拉索夫的诗歌中找到了自己的思想的反响。涅克拉索夫的每一首诗都成为当时政治和文学的大事，它使革命者受到鼓舞，使统治者感到害怕。他有些诗横遭审查机关的禁止，但手抄本却在民间广泛流传。
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76)是涅克拉索夫文学创作的高峰。作品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和习俗，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对幸福和真理的渴望与斗争，是俄罗斯文学与世界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罗
长诗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展开的:七个农民在路上相遇，他们争论“谁在俄斯能过好日子”，这个问题是使他们“厌弃”工作、“饮食无味”的一桩“心事他们“背井离乡”就是为了寻求它的答案。他们争论不休，各抒己见，最后决定靠“神奇的桌布”的帮助去漫游全国，以便亲眼看看“过好日子”的人究竟是谁。对这批寻找真理的人在漫游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他们求见想像中的幸福者的自述的描写，以及对农民、地主、僧侣、商贾、奉命者等许许多多典型人物塑造和典型性格的刻画，构成了长诗的内容。
长诗写的是农奴制废除以后的俄国现实，指出当时的俄罗斯仍然是没有幸福者的俄罗斯。一八六一年农奴制的废除，有如一根棍子“一头打在地主的身上，一头打在农民的身上”，尚未解除农奴枷锁的农民，又被套上了资本主义的“轭具”—这就是诗人对“改革”以后的俄国现实的深刻批判。诗人还在最后一章里着意塑造了令人难忘的革命家格利沙·杜勃罗斯克沙诺夫的形象，使读者看到了长诗中提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这个主要问题的答案:只有那些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而献身的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民的维护者”才是幸福的。作品的不朽意义不仅在于对黑暗现实的暴露和批判，而且还在于它给下层人民指出了出路和希望。
在长诗《现代人》(1875)里，涅克拉索夫则着重描绘了贪赃枉法的官吏、贵族自由主义者农奴制地主、高利贷者等群丑的形象，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和鞭笞。列宁对涅克拉索夫爱憎分明的立场和他的诗歌的教育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辨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
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充满了对人民的爱、对人民的力量的信任。他为人民而创作，他的诗也来自人民，始终保持着民歌的基调。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涅克拉索夫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中看到了诗人的荣誉的永垂不朽、他所受到的爱戴的万古长存，因而认为他“高出所有的俄罗斯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