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原名内夫塔利·里加尔多·雷耶斯(NeftaliRicardoReyes)，出生在一个铁路职工家庭A≥里。一九一七年六月，他还不满十三岁的时候，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第二年，他的诗作也开始陆续问世。一九二○年十一月，他在特穆哥城的赛诗会上获得头奖，被选为该城学生文学协会的主席九二一年，他赴首都圣地亚哥，在师范学院攻读法文。一九二四年，他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发表引起智利文学界的注意。从此，聂鲁达便登上智利诗坛。大学毕业之后，他先后被派往亚洲、拉美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任领事。从九三六年开始在马德里任职期间，他曾与西班牙一些著名诗人交往甚密，例如吉卜赛谣曲的作者加尔西亚·洛尔加、拉法埃尔阿尔贝蒂和冈萨莱斯·杜农等等。这些人的创作风格对聂鲁达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西班牙内战爆发不久，洛尔加被法西斯分子杀害。聂鲁达为好友的去世非常悲愤，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深表同情。也由于这个原因，智利政府免去了聂鲁达的职务，令其回国。后来，由于智利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聂鲁达于一九三九年重返欧洲，在巴黎任驻西班牙流亡政府的领事。在任期间，他与法国政府百般交涉，从达拉第所设的集中营内营救出几千名西班牙流亡者，送到智利。一九四五年，他在国内被选为参议员。同年获全国文学奖金。七月加入智利共产党后由于智利政局发生变化，于一九四九年二月逃亡国外。不久，被选进世界和平理事会，曾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一九五三年，聂鲁达回到智利。
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后，任命他为驻法大使。一九七二年聂鲁达因病回国次年九月病死于寓所。
巴勃罗·聂鲁达出生的年代正值拉美诗歌中断期。尼加拉瓜诗人、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代表人物鲁本达里奥于一九一六年去世，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正趋于没落。拉美的一些诗人还沉浸在那些被现代派诗人已经用滥了的“侯爵”、“仙女”“天鹅和“七弦琴”等陈腐词藻里难以自拔。聂鲁达最初的诗作在结构、情调、词藻等方面也都带有现代主义的色彩。尽管如此，年轻的聂鲁达一直努力摆脱这种影响，寻求新的表现形式，从本国和外国的各种诗歌流派中去吸取养分。
聂鲁达的文学渊源比较复杂，他既继承了西班牙民族诗歌的一些传统，也受到波特菜尔、韩波等法国现代派诗人的影响。他不仅吸收了智利民族诗歌的特色特别是遥曲之父赫苏斯勃列多的行吟风格，而且从《草叶集》作者惠特曼身上看到了自己创作的出路。惠特曼的自由诗成为聂鲁达平生追求的表现形式。
一九二四年，当聂鲁达出版第二本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时人们发现他正在摆脱着现代主义的种种束缚，表现出自己的一些特色:诗句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形象的新鲜感、比喻的生动性以及丰满的声调。在内容上也反映出新的面貌，再不是什么“天鹅”和不着边际的幻觉，而是圣地亚哥的自然风光、河流、街道和高等学府。
从一九二五年到西班牙内战的爆发，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第二阶段。在这个时期，聂鲁达又钻进了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死胡同。他追求的是酶涩的语言、令人费解的联想难以捉摸的句法和神秘的隐喻，用这些技巧来表达悲哀失望、痛苦与死亡。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研究‘死’的辞典”。
聂鲁达在驻马德里期间，因受洛尔加的影响，他的诗歌开始从神秘主义中逐步摆脱出来。这是他的创作的第三阶段的开始。这个时期是他诗歌创作的多产和全盛的年代，也是他在政治上表现较好的几个年头。一九三七年，出于对西班牙人民的同情，发表了诗歌《西班牙在我心中》，不久，这个作品就被译成欧洲和美洲的各种语言广泛流传。在西班牙反法西斯的前线，许多战士随身携带借以鼓舞斗志。这个时期，他还发表了诗作《伐木者醒来吧》和诗集《葡萄园和风》，标志着这位智利诗人的思想和艺术高峰。《伐木者醒来吧》写于一九四八年，作者以奔放豪迈的笔调赞美了受压迫受奴役民族和人民的反抗精神，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奴役压迫黑人的罪行。这是一首无韵的长诗。作者成功地模仿了惠特曼的自由诗体，常用一些排比的句法，并把讽刺与抒情的段落交插对列，以激起读者感情上的起伏。这首诗后来被收集在一九五O年出版的《诗歌总集》中。在这个时期，聂鲁达还写了关于中国的诗歌，其中一首《向中国致敬》收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葡萄园和风》里。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聂鲁达的诗歌创作每况愈下。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回忆录《我的生活经历》在他死后于一九七四年出版。由于很少谈及自己政治思想的实质问题，在拉美也未引起多大的反响。
一九七一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因为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