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我们的谈话中经常站在道德的立场上，但你也足够智慧，知道能帮你的事业取得成功的并不一定是道德。
最终我是相信道德力量的分量的，但成功的机制并不是道德的，通过它的道路是非常残酷的。
你说过这是一个迷宫。你找到通过它的道路了吗?
有一些办法可以让你联合或包围那些人。如果他是个硬心肠的政客，那也许帮他制定日程的那个人不是。那些政客手下的职员们成了我们的同盟。毕竟，他们是在前台演这出戏的人有些政治家的年纪比较大，但那些帮他打理事务的人和我一样年纪或比我年轻。所以如果他们不是U2的歌迷，他们也许至少知道有这么个乐队。我发现在很多事情上他们仍完好地保持着理想主义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和我们同龄，但会做不同选择的人。他们会对你说:“我和你站在同一战线上，但在我的位置我不能帮你因为我受限于我的工作。”他们会反复无常。你怎么对付他们?
我得说我用的是我们搞乐队时用的相同的策略。我们80年代初来到美国，或者法国，或者德国的时候，到处都是那些穿着丝质夹克的人，背后印着电台的名字，目光呆滞。我曾问他们是怎样变成现在这样的，那个最迟钝最顽固的唱片总监会开始说:“哦，我曾在一个大学电台里干过”，或者“我去菲尔莫尔( Fillmore)见了吉米·亨德里克斯( Jimi Hendrix.)，”“我和布赖恩·琼斯( Brian Jones)看了滚石”—真的，那怎么样?我会让他们回想起为什么要来参加这场聚会，因为他们经常会忘记对政治家们也是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为了正义的理由而来，但只是忘记了。当然政客们有点像牧师和警察，他们干这一行不是出于最好的理由就是出于最坏的理由:为民服务或者滥用权力!(笑)但出于后者的很少，不多。
和政治一样，好像人们进入音乐界也是出于最好或最坏的理由。你是否也曾不得不面对音乐界的腐败?
U2在音乐界有一段好时光。我们的经理，保罗·麦金斯，给我们很大的保护，他真的出类拔萃，他给我们灌输了一个概念就是在为艺术努力的时候要对生意的事保持清醒。是的，我们有时不得不对付一些来自公司层面的流氓，但最后我的脸上没有“奴隶”的字样，就像王子(Pinc)在90年代做的那样。U2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我们拥有我们的母带，我们拥有我们的版权，我们负责自己的演出，音乐行业不拥有我们
你拥有你自己的作品。几乎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不是吗?
这是有一定代价的，就像我以前跟王子说的那样。我们拿的版税比较低，而在那些出名的专辑上我们收的钱更少，但我们拥有作品。我问他:“为什么你穿印着奴隶的衣服?”他说:“我不拥有我的作品，他们才拥有它，他们拥有我。”然后他问了我刚才你问的那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哦，低一点的版税，你知道，大多数人都想现在就把钱攥在手里，而不是放在将来，在20世纪，聪明人看不懂自已签的合同是不可能的。有人说王子应该得到世界上最好的合同因为他是世界上最棒的。在我眼里他就是埃灵顿公爵!
链接：《波诺谈波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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