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格拉斯，9岁的我把头枕在前臂上趴在餐厅的桌上装睡，希望能引起个年轻女仆的注意。这时我感到了一种奇怪的倫悦:那个女仆在我身边走来走去，裙子发出急促而轻微的声响，桌布上散落的面包皮碎屑扎进了我的手肘，如果我还保持一动不动，我就没法表达出手肘扎痛感了。正在那时只夜莺唱了起来，我感动得流泪了。这种疼痛与喜悦的交织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渐渐和弗美尔的《编边女》凝成一种困扰我的迷狂。那是一幅复制品，挂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有时门微微开着，我就从门缝里偷偷看。从那时起，而且我还要强调，许多感情都来自我的手肘，那里成了我的阿喀琉斯的脚踝——唯一致命的弱点(也许以后人们改说“达利的手肘”)。
所以，1955年5月，在我的手肘被撞了一下之后，我立刻对《编织女》产生了强烈的想象。我请求卢浮宫的馆长让我复制弗美尔那幅画。做好许多预防措施后，我把那幅画带到一间小房间，在馆长和朋友们的目睹下支起画架。我全神贯注仔细地观察这幅让我大为苦恼的画。这幅画的精彩之处在于画面上看不到一根针，而的确也没有画针，但画面却表现了针的存在。我仿佛感觉手肘又开始痛，这回是那根无形的针扎了进去，给我一种极乐的感觉。这幅画表面上看起来平静祥和，给人一种宁静的幸福感，画里却隐藏着一种极具穿透力的巨大的力量，其价值于我不啻于刚发现的反质子。
我走近这幅画，用手杖做了几次测量，从中检测我的直觉。馆长们不敢惊动我，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们把这幅画视为一件独一无二的珍品，现在看到我如此粗暴地接近它，心中不无忧虑。突然，他们惊奇地看到我在画布上画了一组犀牛角，而我原本是要在那个位置画那个编织女的。他们不再忧虑，却一个个呆若木鸡。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有什么意义。整个夏天我都扑在《编织女》上，最后终于意识到我对这幅画的直觉在于画上的对数曲线，而这和犀牛角极其相似
我在利加港时收集了一些犀牛角。我沉思着这些犀牛角就像星座一样在我脑中转动:先组成混合的面包皮，然后渐渐变小，跳起了芭蕾舞，最后组成了《编织女》。我复制了五十多幅弗美尔的《编织女》，把它们挂满了我的小橄榄树林，甚至还放在海滩上。我和加拉去那里游泳时，我就把画带上。
对这幅画厌腻以后，我又在列奥纳多·达·芬奇喜爱的向日葵上继续我的研究。我又发现向日葵的螺旋极像犀牛角的曲线。然而还有更大的奇迹:向日葵上的对数曲线在我眼中很快勾勒出了编织女的发式和编织花边用的垫枕，就像修拉的点彩画样。我为此神魂颠倒。犀牛角成了对数曲线天然的完美的典型，而且与编织女的优雅形成强烈对比犀牛角表现的是兽性，而编织女表达了贞节，纯洁与绝对统治
现在编织女成了最大精神力量的完美象征，而这种力量就来自犀牛鼻尖上的角。碾碎的犀牛角是种强劲的催欲剂。美与性本为一体。这种动物令人称奇:它不仅鼻尖上有个阴茎，而且交配时间也长达近一小时。它严格执行达利仪式:在领土边界上拉屎，划出自己的领域范围。这种精妙值得尊敬也值得潜心观察。
我用这种尺度来研究加拉的脸，然后用十八个犀牛角再现了这张脸:我还用犀牛角复制了拉斐尔的一幅画。由于一切事物既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它的对立面，因此通过仔细观察犀牛的屁股，我发现它非常像一朵合上的向日葵。这么看来，这种动物不仅在鼻子上有最精致的曲线，屁股上还有数不清的完美弧线。我偶然遇见一张花椰菜的照片，没把照片怎么样，却找来了小山似的一堆花椰菜，研究看看它们的螺旋是否能再现编织女。结果真的可以。
我的神秘主义力量和偏执狂批判映像就是这样，它们使得世界表象下隐藏的东西清晰地呈现在我面没有一个人有我这样敏感的手肘，也没有一个人能取代我达利: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达利的准则，将一双清晰的眼睛聚焦在现实上。一个完美的城市的社会准则建立在迷醉上，只有迷醉才能把欲望、愉悦、焦虑和任何意见与判断改换成梦境与现实之间的某种美好。这样使人厌恶的东西会变得令人喜爱，慈爱变成残酷，丑恶变成美丽，过失变成特性，而真正的特性最后变得令人极端厌恶。这样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世界只存在于想象里。迷醉吧，这样你就能感受到
我梦想着在一个高迪式的建筑里有这样一个城市，城市里充满了能诱导迷醉的超现实主义物品。我以前定义的超现实主义物品是不现实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用处，只是用来欺骗人，愚弄他，让他精疲力竭。超现实主义物品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向思想致敬。
旗帜和纪念品得换成歇斯底里式的胜利拱桥这些拱桥以柔软的结构搭成，上面覆盖着催欲夹克拱桥由于尿液和翡翠而闪闪发光。
10岁左右时我把杜丽塔带到“比肖”塔上。我带着一顶水手帽，帽子压到耳朵上。站在塔顶上，我摘下帽子，傍晚凉爽的轻风温柔地爱抚着我的耳朵，我记得当时我感到自己正在向爱靠拢
1957年7月，我在比利时诺克·勒·左特影展中开了一次展览会，展出了三十四幅油画，四十八幅素描和水彩画。在布鲁塞尔，举办方还展出了我的《西斯庭圣母》，这幅画的视觉效果在当时是一大轰动。在一米远处看见的是西斯庭圣母，而在三米远处就仿佛成了用反物质画的一只耳朵。谁会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是我放大了的儿时记忆?或者是我偏执狂批判的野心把这幅作品强加给我，利用我自己和我记忆的一切，甚至要再现我的精髓?
至少达利的无理性还是存在的。几个月后，我准备回归耳朵神话，制作了一个巨型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耳朵，其形状就好像是给幼小的基督准备的一个马槽—尽管我讨厌孩子—从而使爱的魔力得到更加具体的体现。
某个早上，我顶着晨风，面对着天空和云彩。
1958年，巴黎要授予我金牌和法兰西优质奖章。我没有对他们再一次的自相矛盾无动于衷，而是欣然接受了这顶我受之有愧的桂冠，那时我感到是我不为人知的优点受到了奖励。那一年，我创作了《球形脚》，这是一个塑料球体，人人都将这一发明解释为一种新的运转方式，但是我没费口舌去进行解释，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将我天堂般的胚胎内的幻像具体化的问题，是要引发观者再次体验他们内心深处最秘密的梦想。社会群体不希望人们逃避或是疏忽社会法则。只要每天给他们些营养面包皮，恢复他们的信心，他们的逃避要求就会被束之高阁。
链接：《疯狂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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