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儿”，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吾先生—旧事抬零
一九四九年我到清华后不久，发现燕京东门外有个果园，有苹果树和桃树等，果园里有个出售鲜果的摊儿，我和女儿常去买，因此和园里的工人很熟。
园主姓虞，果园因此称为虞园。虞先生是早年留学美国的园林学家，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我们常看见他爬在梯子上修剪果树，和工人一起劳动，工人都称他“吾先生”——就是“我们先生”。我不知道他们当面怎么称呼，对我们用第三人称，总是“吾先生”。这称呼的口气里带着拥护爱戴的意思。
虞先生和蔼可亲。小孩子进园买果子，拿出一分两分钱，虞先生总把稍带伤残的果子大捧大捧塞给孩子。有一次我和女儿进园，看见虞先生坐在树荫里看一本线装书。我好奇，想知道他看的什么书，就近前去和他攀话。我忘了他那本书的书名，只记得是一本诸子百家的书。从此我到了虞园常和他闲聊。
我和女儿去买果子，有时是工人掌秤，有时虞先生亲自掌秤。黄桃熟了，虞先生给个篮子让我们自己挑好的从树上摘。他还带我们下窖看里面储藏的大筐大筐苹果。我们在虞园买的果子，五斤至少有六斤重。
三反运动刚开始，我发现虞园气氛反常。一小部分工人——大约一两个——不称“吾先生”了，好像他们的气势比虞先生高出一头。过些时再去，称“吾先生”的只两三人了。再过些时，他们的“吾先生”不挂在嘴上，好像只闷在肚里。
有一天我到果园去，开门的工人对我说：
“这园子归公了。”
“和我们一样了。”
这个工人不是最初就不称“吾先生”的那派，也不是到后来仍坚持称“吾先生”的那派，大约是中间顺大流的。
我想虞先生不会变成“工人阶级”，大约和其他工人那样，也算是园子里的雇员罢了，可能也拿同等的工资。
一次我看见虞先生仍在果园里晒太阳，但是离果子摊儿远远的。他说：得离得远远的，免得怀疑他偷果子。他说，他吃园里的果子得到市上去买，不能在这里买，人家会说他多拿了果子。我几次劝他把事情看开些，得随着时世变通，反正他照样为自己培植的果树服务，不就完了吗?果园毕竟是身外之物呀。但虞先生说：“想不通”，我想他也受不了日常难免的腌臜气。听说他闷了一程，病了一程，终于自己触电去世。
没几年果园夷为平地，建造起一片房屋。如今虞园旧址已无从寻觅。
一九八杨绛文集_文章精选_小越美文网年九月二日
忆高崇熙先生—旧事拾零
高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大家承认他业务很好，可是说他脾气不太好，落落难合。高太太善交际，所以我们夫妇尽管不善交际，也和他们有些来往。我们发现高先生脾气并不坏，和他很合得来。
大约一九五杨绛文集_文章精选_小越美文网年，清华附近建立了一所化工厂，高先生当厂长。他们夫妇迁进工厂，住在简陋的办公室一般的宿舍里。我们夫妇曾到他新家去拜访过两次。
一九五一年秋，一个星期日，正是晴朗的好秋天，我们忽然高兴，想出去走走。我记起高太太送了我鲜花，还没去谢谢她。我们就步出南校门，穿过麦田，到化工厂去。当时三反运动已在社会上发动起来，但是还没有转为思想改造运动。学校里的知识分子以为于己无涉，还不大关心。
我们进了工厂，拐弯曲折，到了高氏夫妇寓所，高太太进城了，家里只高先生一人。他正独坐在又像教室又像办公室的客堂里，对我们的拜访好像出乎意外，并不欢迎。他勉强请我们坐，拿了两只肮脏的玻璃杯，为我们斟了两个半杯热水瓶底带水碱的剩水。他笑得很勉强，和我们酬答也只一声两声。我觉得来得不是时候，坐不住了，就说我们是路过，顺道看看他们，还要到别处去。我们就起身告辞了。
高先生并不挽留，却殷勤送我们出来：送出客堂，送出那条走廊，送出院子，还直往外送。我们请他留步，他硬是要送，直送到工厂的大门口。我记得大门口站着个看门的，他站在那人旁边，目送我们往远处去。我们俩走入麦田。
我说：“他好像不欢迎我们。”
“不欢迎。”
“所以我不敢多坐了。”
“是该走了。”
我说：“他大概有事呢，咱们打扰他了。”
“不，他没事，他就那么坐着。”（赞美老师的一段话网：摘抄文章）
“不在看书?”
“我看见他就那么坐着，也不看书，也不做什么事。”
“哦，也许因为运动，他心绪不好。”
“我问起他们厂里的运动，他说没什么事，快完了。”
“我觉得他巴不得我们快走”。
“可是他送了又送。”
这话不错。他简直依依不舍似的，不像厌恶我们。我说：“也许他简慢了咱们又抱歉了。”
“他也没有简慢。况且，他送出院子不就行了吗?”我们俩自作聪明地捉摸来、捉摸去，总觉得纳闷。他也不是冷淡，也不是板着脸，他只是笑得那么勉强，那么怪。真怪!没有别的字可以形容。
过了一天，星期二上午，传来消息：化工厂的高先生昨天自杀了。据说星期一上午，工间休息的时候，高太太和厂里的一些女职工在会客室里煮元宵吃呢，回隔壁卧房见高先生倒在床上，脸已变黑，他服了氰酸。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大约正在打主意。或者已经打定主意，所以把太太支使进城。
事后回想，他从接待我们到送我们出工厂大门，全都说明这一件事，都是自然的，只恨我们糊涂，没有及时了解。
冤案错案如今正一一落实。高先生自杀后，高太太相继去世，多少年过去了，谁还记得他们吗?高先生自杀前夕，撞见他的，大概只有我们夫妇俩。
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
大王庙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那年，我在北京女师大附属小学上学。那时学校为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创出种新服装。当时成年的女学生梳头，穿黑裙子;小女孩子梳一条或两条辫子、穿裤子。按这种新兴的服装，十二三到十五岁的女学生穿蓝色短裙，梳一条辫子。我记得我们在大操场上“朝会”的时候，老师曾两次叫我姐姐的朋友(我崇拜的美人)穿了这种短裙子，登上训话台当众示范。以后，我姐姐就穿短裙子了，辫梢上还系个白绸子的蝴蝶结。
那年秋大，我家从北京迁居无锡，租居沙巷。我就在沙巷口的大王庙小学上学。我每和姐姐同在路上走，无锡老老少少的妇女见了短裙子无不骇怪。她们毫不客气地呼邻唤友：“快点来看呶!梳则辫子促则腰裙呶!”(无锡土话：“快来看哦!梳着辫子系着裙子哦!”)我悄悄儿拉拉姐姐说：“她们说你呢。”姐姐不动声色说：“别
理会，快走，”
我从女师大附小转入大王庙小学，就像姐姐穿着新兴的服装走在无锡的小巷上一样。大王庙小学就称大王庙，原先是不知什么大王的庙，改成一间大课堂，有双人课桌四五直行。初级小学四个班都在这一间大课堂里，男女学生大约有八十左右。我是学期半中间插进去的。我父亲正患重病，母亲让老门房把我和两个弟弟送入最近的小学：我原是三年级，在这里就插入最高班。
大王庙的教职员只有校长和一位老师。校长很温和，冻红的鼻尖上老挂着一滴清水鼻涕。老师是孙先生，剃一个光葫芦瓢似的头，学生背后称他“孙光头”。他拿着一条藤教鞭，动不动打学生，最爱打脑袋。个个学生都挨打，不过他从不打我，我的两个不懂事的弟弟也从没挨过打，大概我们是特殊的学生。校长不打学生，只有一次他动怒又动手了，不过挨打的学生是他的亲儿子。这孩子没有用功作业，校长气得当众掀开儿子的开裆裤，使劲儿打屁股。儿子嚎啕大哭，做爸爸的越打越气越发狠痛打，后来是“孙光头”跑来劝止了。
我是新学生，不懂规矩，行事往往别扭可笑。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北京称为“官、打、巡、美”)，我拈阄拈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
“我是贼呀!”
“嗨，快别响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
我这个笨“贼”急得直要挣脱身。我说：
“我是贼呀!得逃啊!”
她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赋，就悄悄儿坐着，别让人看出来。”
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
我告诉她们：“贼得乘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她们说：“女老小姑则”(即“女孩子家”)不兴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
“男老小”的事。
我委屈地问：女孩子该怎么?
一个说：“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暄”，“负”读如“步”)
一个说：“到‘女生间’去踢踢毽子。”
大庙东院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在里面踢键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键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
不知谁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贴在“女生间”的墙上，大家都对那幅画像拜拜。我以为是讨好孙先生呢。可是她们说，为的是要“钝”死他。我不懂什么叫“钝”。经她们七张八嘴的解释，又打比方，我渐渐明白“钝”就是叫一个人倒霉，可是不大明白为什么拜他的画像就能叫他倒霉，甚至能“拜死他”。这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多年后我读了些古书，才知道“钝”就是《易经》《屯》卦的“屯”，遭难当灾的意思。
女生间朝西。下午，院子里大槐树的影子隔窗映在东墙上，印成活动的淡黑影。女生说是鬼，都躲出去。我说是树影，她们不信。我要证明那是树影不是鬼，故意用脚去踢。她们吓得把我都看成了鬼，都远着我。我一人没趣，也无法争辩。那年我虚岁九岁。我有一两个十岁左右的朋友，并不很要好。和我同座的是班上最大的女生，十五岁。她是女生的头儿。女生中间出了什么纠纷，如吵架之类，都听她说了算。小女孩子都送她东西，讨她的好。一次，有个女孩子送她两只刚出炉的烤白薯。正打上课铃，她已来不及吃。我和她的课桌在末排，离老师最远。我看见她用怪脏的手绢儿包着热白薯，缩一缩鼻涕，假装抹鼻子，就咬一口白薯。我替她捏着一把汗直看她
吃完。如果“孙光头”看见，准用教鞭打她脑袋。
在大王庙读什么书，我全忘了，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课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孙光头”把“子曰”解作“儿子说”。念国文得朗声唱诵，称为“啦”(上声)。我觉得发出这种怪声挺难为情的。
每天上课之前，全体男女学生排队到大院西侧的菜园里去做体操。一个最大的男生站在前面喊口令，喊的不知什么话，弯着舌头，每个字都带个“儿”。后来我由“七儿”“八儿”悟出他喊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弯舌头又带个“儿”，算是官话或国语的。有一节体操是揉肚子，九岁、十岁以上的女生都含羞吃吃地笑，停手不做。我傻里傻气照做，她们都笑我。
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一九八八年八月
读书苦乐
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儿”，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描写花的句子学网：摘抄文章）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忒斯(Epictetus)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拍地合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关于爱情的诗句、戏剧、传记、游记、理想是指路的明灯，以至深情表白词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谨”，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
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赛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拣垃圾为生、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儿，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儿啊。可惜我们“串门”时“隐”而犹存的“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万圣节鬼故事。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儿)，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
一九八九年
遇仙记
事情有点蹊跷，所以我得把琐碎的细节交代清楚。
我初上大学，女生宿舍还没有建好。女生也不多，住一所小洋楼，原是一位美国教授的住宅。我第一年住在楼上朝南的大房间里，四五人住一屋。第二年的下学期，我分配得一间小房间，只住两人。同屋是我中学的同班朋友，我称她淑姐。我们俩清清静静同住一屋，非常称心满意。
房间很小，在后楼梯的半中间，原是美国教授家男仆的卧室。窗朝东，窗外花木丛密，窗纱上还爬着常青藤，所以屋里阴暗，不过很幽静。门在北面，对着后楼梯半中间的平台。房间里只有一桌两凳和两只小床。两床分开而平行着放：一只靠西墙，床头顶着南墙;一只在房间当中、门和窗之间，床头顶着靠门的北墙。这是我的床。房间的门大概因为门框歪了，或是门歪了，关不上，得用力抬抬，才能关上。关不上却很方便：随手一带，门的下部就卡住了，一推或一拉就开;开门、关门都毫无声息。钥匙洞里插着一把旧的铜钥匙。不过门既关不上，当然也锁不上，得先把门抬起关严，才能转动钥匙。我们睡觉从不锁门，只把门带上就不怕吹开。
学期终了，大考完毕，校方在大礼堂放映美国电影。我和淑姐随同大伙去看电影。可是我不爱看，没到一半就独自溜回宿舍。宿舍的电灯昏暗，不宜看书。我放下帐了。熄了灯，先自睡了。
我的帐子是珠罗纱的，没有帐门;白天掀在顶上，睡时放下，我得先钻入帐子，把帐子的下围压在褥子底下。电灯的开关在门边墙上，另有个鸭蛋形的“床上开关”，便于上床后熄灯。这种开关有个规律：灯在床上关，仍得床上开，用墙上的开关开不亮，我向来比淑姐睡得晚，床上开关放在我的枕边。不过那晚上，我因为淑姐还没回房，所以我用墙上的开关熄了灯，才钻进帐子。
电影散场，淑姐随大伙回宿舍。她推门要进屋，却推不开，发现门锁上了。她推呀，打呀，叫呀，喊呀，里面寂无声息。旁人听见了也跟来帮她叫门。人愈聚愈多。打门不应，有人用拳头使劲擂，有人用脚跟狠狠地蹬，吵闹成一片。舍监是个美国老处女，也闻声赶来。她说：“光打门不行;睡熟的人，得喊着名字叫醒她。”门外的人已经叫喊多时，听了她的话，更高声大喊大叫，叫喊一阵，门上擂打一阵，蹬一阵，踢一阵，有人一面叫喊，一面用整个身子去撞门。宿舍里的女生全赶来了，后楼梯上上下下挤满了人。
曾和我同房间的同学都知道我睡觉特别警觉。她们说：“屋里有谁起夜，她没有不醒的，你从床上轻轻坐起来，她那边就醒了。”这时门都快要打下来了。门外闹得天惊地动，便是善睡的人，也会惊醒。况且我的脑袋就在门边，岂有不醒的道理，除非屋里有人是死了。如果我暴病而死，不会锁门;现在门锁着，而屋里的人像是死人，准是自杀。
可是谁也不信我会自杀。我约了淑姐和我的好友和另几个女伴儿，明晨去走城墙玩呢，难道我是借机会要自杀?单凭我那副孙猴子“生就的笑容儿”，也不像个要自杀的人呀。自杀总该有个缘故，大家认为我绝没有理由。可是照当时的情形推断，我决计是死了。
有人记起某次我从化学实验室出来时说：“瞧，装砒霜的试管就这么随便插在架上，谁要自杀，偷掉点儿谁也不会知道。”我大约偷了点儿砒霜吧?又有人记起我们一个同学自杀留下遗书，我说：“都自杀了，还写什么遗书;我要自杀就不写了。”看来我准也考虑过自杀。
这些猜测都是事后由旁人告诉我的。她们究竟打门叫喊了多少时候，我全不知道。因为一声也没有听见。料想她们大家打门和叫喊的间歇里，是有时间如此这般的猜想并议论。
当时门外的人一致认为屋里的人已自杀身亡，叫喊和打门只是耽误时间了。舍监找了两名校工，抬着梯子到我们那房间的窗外去撬窗。梯子已经放妥，校工已爬上梯子。
门外众人都屏息而待。
我忽然感到附近人喊马嘶，好像出了什么大事，如失火之类，忙从枕旁摸出床上开关;可是电灯不亮，立即记起我是在等待淑姐同房，待在墙上开关熄灯的。我忙把床上开关再一下还原，拉开帐子，下地开了电灯。我拉门不开，发现门锁着，把钥匙转了一下，才把门拉开。门缝里想必已漏出些灯光。外面的人一定也听到些声响。可是她们以为是校工撬开窗子进屋了，都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忽见我睡眼惺忪站在门口，惊喜得齐声叫了一声“哦!”
一人说：“啊呀!你怎么啦?”
我看见门外挤满了人，莫名其妙。我说，“我睡了。”
“可你怎么锁了门呀?淑姐没回来呢。”
我说：“我没锁啊!”
屋里只我一人，我没锁，谁锁的呢?我想了一想说：“大概是找糊涂了，顺手把门锁上了。”(可是，我“顺手”吗?)
“我们把门都快要打下来了，你没听见?看看你的朋友!都含着两包眼泪等着呢!”我的好友和淑姐站在人群组，不在近门处，大概是不忍看见我的遗体。
这时很多人笑起来，舍监也松了一大口气。一场虚惊已延持得够久了，她驱散众人各自回房，当然也打发了正待撬窗的校工。
时间已经不早，我和淑姐等约定明晨一早出发，要走城墙一周，所以我们略谈几句就睡觉。她讲了打门的经过，还把美国老姑娘叫唤我名字的声调学给我听。我连连道歉，承认自己糊涂。我说可能熄灯的时候顺手把门锁上了。
第二天，我们准备走城墙，所以清早起来，草草吃完早点，就结伴出发，一路上大家还只管谈论昨晚的事。
我的好友很冷静，很谨慎持重。男同学背后给她个诨名，称为“理智化”。她和我同走，和同伙离开了相当距离，忽然对我说：
“你昨晚是没有锁门。”
原来她也没看完电影。她知道我对电影不怎么爱看，从大礼堂出来望见星月皎洁，回宿舍就想找我出去散步。她到我门外，看见门已带上。我们那扇关不严的门带上了还留一条很宽的门缝，她从门缝里看见屋里没灯，我的帐子已经放下，知道我已睡下，就回房去了。
我说：“你没看错吗?”
“隔着你的帐子，看得见你帐子后面的纱窗。”——因为窗外比窗内亮些。如果锁上门，没有那条大门缝，决计看不见我的帐子和帐子后面的窗子。可是我什么时候又下床锁上了门呢?我得从褥子下拉开帐子，以后又得压好帐子的下围。这都不是顺手的。我怀疑她看惯了那条大门缝，所以看错了。可是我那位朋友是清醒而又认真的人，她决不牵强附会，将无作有。我又怀疑自己大考考累了，所以睡得那么死。可是大考对我毫无压力，我也从不“开夜车”，我的同学都知道。
全宿舍的同学都不信一个活人能睡得那么死，尤其是我。大家议论纷纷，说神说鬼。据传说，我们那间屋里有“仙”。我曾问“仙”是什么个样儿。有人说：“美人。”我笑说：“美人我不怕。”有人说：“男人看见的是美人，女人看见的是白胡子老头儿。”我说：“白胡子老头儿我也不怕。”这话我的确说过，也不是在我那间屋里说的。
难道这两句话就说不得，冒犯了那个“仙”?
那天我们走完一圈城墙回校，很多人劝我和淑姐换个屋子睡一夜，反正明天就回家过暑假了。我先还不愿意。可是收拾好书籍衣物，屋里阴暗下来，我们俩忽然觉得害怕，就搬了卧具到别人屋里去胡乱睡了一夜。暑假后，我们都搬进新宿舍了。回顾我这一辈子，不论多么劳累，睡眠总很警觉，除了那一次。假如有第二次，事情就容易解释。可是直到现在，只有那一次，所以我想大概是碰上什么“仙”了。
一九八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