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永和：建筑不是“广告画

4月8日，因为疫情推迟数月的首届“三联人文城市奖”颁奖典礼，终于如约来到成都。

此次活动以“重建联结”为主题，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推动一场关于中国城市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的讨论。借此机会，《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下称“NBD”）对本次评选终审团主席、世界著名建筑师张永和进行了专访，就建筑、人文、城市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在张永和看来，如果一个城市过大，缺乏人的尺度，这个城市和人的关系就会变得很消极，反过来说，“如果街道的宽度、房子的密度都比较人性化的话，即使这个房子再丑，这个环境可能还是挺宜居的”。

“三联人文城市奖”终审团主席、世界著名建筑师张永和 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一个建筑最重要的是大小和尺度

NBD：您曾经说过，首先要有好的城市肌理，然后才有人性化的城市。在您看来，建筑如何通过人性化来增进城市的人文属性？

张永和：人，他（她）是一个有限的范围，人走路的每一步，它就这么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人设计的生存环境，它应该是有一定尺度的。如果一个城市过大，人一旦不能走的话，这个城市和人的关系就会变得很消极。

换句话说，一个建筑长什么样子，跟这个城市的关系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的大小和尺度。

所以可以想象，如果街道的宽度、房子的密度都比较人性化的话，即使这个房子再丑，这个环境可能还是挺宜居的。

NBD：如果说人文城市强调的是人的尺度，是以人的尺度去丈量城市、建筑，那么又该怎么去平衡这种人文属性与经济的效率、秩序和活力之间的关系？

张永和：你提到效率，如果效率意味着速度，那么可能就得质疑“效率”了。因为城市作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共同生活的环境，不能只考虑建设的效率，而应该关注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是不是可持续，人生活在里面是不是能有质量，所以我觉得人文不见得一定跟效率有冲突，但如果有的话，就一定要想清楚什么是优先的。

NBD：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再向前发展，可能除了增量建筑那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存量改造。在这种城市更新和改造过程中，您觉得又该如何去体现人文价值呢？

张永和：新城和旧城，我觉得涉及新旧关系的两个方面：第一，城市里肯定会有更新迭代，不可能每个城市都保护下来变成博物馆，因此新旧的关系怎么搭配就变得格外重要。

我觉得“新”应该是真正带着对“旧”的尊重去做，因为它是一个时间上的延续性，等于是在时间的长河上不断累加，而不是想象历史是被切断的。

新建筑可能携带的基因，它不应该仅仅只局限于某一个地区的特点，而应该是一些更重要的跟人的生活相关的基因。之前我提到建筑的尺度、空间的尺度，这些方面就很重要。

比如窄小的街道，你可以看到马路对面，碰上一个朋友，你过去打个招呼，也许俩人就一块吃个中饭，如果那样的生活是我们想象中比较好的，那么现在的城市动不动好几十、上百米宽的马路就做不到这一点。

“让戏剧更多地发生在社区中间”

NBD：作为普利兹克奖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评委，您如何看待最近两年普利兹克奖得奖建筑，似乎有一些越来越关注社会民生领域的转向？

张永和：我不知道你关注普利兹克奖有多久，如果足够久的话，你可以看出来，它的评奖风格其实是很摇摆的——一会儿想说是不是给这个类型的建筑发个奖，一会儿又想说是不是给另外一个类型的建筑发个奖。如果看过去十年的普利兹克奖，你想建立起来一个好建筑的标准，其实是挺困难的。

但这并不是说它的评选没有质量、或者说不一致，相反，过去这两年从我个人来说，反而是我比较认同的。

因为它选出来的建筑师，实际上是考虑对建筑学本身的贡献。建筑学本身有一套自己特定的知识体系、问题范畴和思想方法，它跟做雕塑就很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回看过去这两年的普利兹克奖，实际上它就是比较关注建筑自身的一些问题，当然它并不是不关注社会、环境，但出发点还是在关注建筑本身。

NBD：最后回到人文城市本身，在您看来，建筑如何才能服务我们的社区公共生活？

张永和：建筑不是一个广告画，它首先应当是实用的。现在越来越多的项目开始设计社区中心，把很多不同的社区需要结合在一起，比如图书馆、体育设施等等，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建筑，

就像我们在湖南吉首设计的桥美术馆，当地居民也许不会专门去看一个美术展，因为它不是生活必需的。

桥美术馆 图片来源：湖南日报

但我们想尽量让艺术离居民更近一点，而不仅仅是我们设计的那个房子。所以我们设计的时候就在美术馆的地板——也就是桥的屋顶上留了两个大天窗，即便你不进美术馆，只要从桥上过，抬头就能看见一点点艺术，也许因此你就发生了好奇心，就会去看艺术展，就会变成艺术爱好者。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积极的一件事，而且我希望建筑师们有机会就做更多这样的项目，让戏剧更多地发生在社区中间，而不是设计一个个封闭的剧院，不管里面的戏有多精彩。